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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的確存在納粹精神的話，加蘭先生為我們提供了它怎樣在一個德國人的心裡紮根，怎樣指導他的行為的範本。1933年納粹上臺時剛滿18歲，已經是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從海德堡大學化學系畢業後，他中斷了在當時很有個人前景的化學領域的追求，加入阿道夫？希特勒警衛旗隊。或許當時他真的對國社黨的宗旨懷有信仰。

今天我們很難相信那個年代竟然存在過如此多的理想主義，共產國際、十月革命、阿姆斯特丹運動、納粹主義。它的正確與否並不影響人們跟從它，我們必須提及信仰這個詞，它起了關鍵作用。

只要考量這樣一個事實，即納粹帝國為何恰好在加蘭先生這一代人涉世未深的青春期時崛起，在他們的事業巔峰期走過盛年，又在這些信徒接觸到更多的真相，因而開始懷疑原先的信仰時轟然崩塌？它恰恰佔據了一個人最美好的時段。

歷史是由一個個故事組成的，故事的講述者則是個體本身。每個生活在納粹帝國的人都在其中扮演過角色，納粹信仰也正是在這些角色的活動當中，為德國帶來鉅變的。這個事實只是很難被人接受罷了。

【原文】

當我行將死去，盤算著該把在獄中寫下的筆記交付給誰時，我想到了弗朗茨。時隔多年這位紳士的臉重新顯現於我的腦海，帶著有節制而開明的微笑。現在我們即將永別，兒子先於父親死去，我留給他的既沒有財富更無榮耀，只是一顆死不悔改的心。在這條他無法苟同的道路上我走到了底，準備承擔罪責但毫無愧疚地死去。

這想必得不到包括這位社會民主黨人在內的人們的寬恕。也正是如此，它會成為這位仁慈的老先生記憶他罪孽深重的兒子的方式。我們將被葬在兩處——法蘭克福或蘭斯貝格，家族墓地或戰犯墳場，正義或邪惡的兩端。這對父子永遠走不到一起，這樣想著，即將到來的生死之隔就微不足道。

我並不悲慼。我和爸爸的感情比一般父子來得淡漠，死之將至時，我對他的記憶的也斷續不明。他是個君子，但不足以擔起“父”的權威和教諭。我在少年時就脫離了他的管束，無論在精神還是信仰上都與他背道而馳，促膝談話總是以他默然走進書房，或我的出走告終。

這樣的記憶充滿了我的十六七歲，我的人格在那時形成。讀大學後，我就不常回到那座有著他溫文而謹小慎微的氣息的房子裡了。爸爸僅僅是我生活上的供養人。

這個中學教師在魏瑪時代依靠學識過著體面的生活，我沾過他的光。如果1923年馬克貶值時我還太小，那麼在那所有著當時並不多見的中央供暖的房子裡，1929年的金融危機也只是報紙上的文章。幼年的寒暑假，他總是帶我四處周遊。曼海姆、斯圖加特、帕紹，有時遠至奧爾登堡。我對那些喧囂、寧靜、秀麗、荒涼的城市記憶猶新，也包括每次旅行時爸爸拍下的風光照給我的陌生感。

爸爸說，當我看著那些直插天空的教堂尖頂的時，他的鏡頭瞄準的是教堂下姿態各色的人們。這或許就是我和他最初的不同。他把我歸為“神權主義者”，儘管我連教堂都不進，而他這位把公民權利掛在嘴邊的社民黨人，想必對公知之名深感愜意。

我和他的分歧在那時就無法彌合了。後來我加入青年團，成為國社黨員，每年感恩節的團聚都帶著危險的意味：一個人道主義者、好心腸的老先生在家裡接待一頭狼。魏瑪式的善無法服庸於原則，那種被爸爸視為豁達開明的軟弱使他失去了他在兒子面前的威嚴，他那個政黨也出於同樣原因失去了他們親手締造的魏瑪時代。

爸爸什麼時候才懂得自由與放任並非同義詞？而他的兒子在懂得這個道理之後，又走了很長的路。

今天這條路被視為罪惡之途，四分五裂的國家重新升起魏瑪的旗幟（美國獄守的仁慈就是向我們這些被拘禁的人傳達民主與自由之類的新訊息），現在弗朗茨先生臉上想必吹滿春風。他等待了多久？從1933年正當盛年，到如今垂垂老矣。但他和那些被他視為善良的人一樣，除了等待還做過什麼？他所愛的共和國就是這樣輸給他所憎惡的帝國的，而我們捍衛過自己的信仰。

這就是我脫離父親——這位知書達理的紳士的教養的原因。但儘管如此，當我快要死去，想到如何交代後事時，我仍然想起他。他在年輕時失去所愛的女人，現在要失去唯一的兒子，我不知道這位老鰥夫會度過怎樣的晚年。在我小的時候，他一有餘暇就陪著我，想用更多的父愛來彌補我先天缺失的母愛。我記得那些明媚的日子，他摺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