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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大概不在乎這一點，他們樂於宣傳，而您樂於冷眼旁觀。您太習慣在這種彼此不溝通的情況下尋找異見和敵對的原因了。”

他沉默了片刻，笑著說情報偵訊真的比心理訪談要厲害。

使之厲害的是我們在這一領域的履歷長短，我這樣說道。他用一副圓邊眼鏡強調自己猶太裔知識分子的身份，卻匱乏於這個民族常見的狡黠，“怎麼，您真的是一名情報人員？”

令我意外的是他承認了。

難怪我拿偵訊術和心理訪談術作比較時他會不自在。

他大概是出於對知識的渴求而加入這一行的。他來找我，不單是受那個更為學究氣的戈登遜所託，還肩負美軍派給他的任務。但是急於表達自我觀點使他成為不了優秀的情報員，他的稚嫩也使他更像個出賣情報者。

“您的確更適合當一名左翼學者，用學識來資佐您先驗的政治主張。而情報員是生存在沒有立場的灰色地帶的，唯此才能蒐集更多的資訊，這一點不巧是您的軟肋。”

餘下的時間裡氣氛變得低沉而萎靡，我們像東線戰壕裡煲煙計程車兵一樣頹然，零零碎碎地各訴衷腸。他自陳是在紐約出生，直到戰爭末期才跟隨美軍到了德國，除了語言之外，與這個國家沒有任何聯絡。我回報以簡單的履歷說明。

總算像是一場對等的交談。

“我最初以為懂德語會讓我比同僚們更能勝任情報蒐集工作，但是經過這一年半的實際行動，我不得不承認，我對這個國家所知甚少，而且時時感到無法融入其中。”

感傷的知識分子是很難對付的。我告訴他情報工作和性格、價值觀直接相關，它不關心工作者的靈魂，但是否接受這項工作卻涉及靈魂深處。

“也許您是對的。我的確應該儘早回到美國，繼續我本來的學術。我在這裡每一天都在思念故鄉。”他繼續說道，完全沉入自己的世界，“——挺奇怪的吧？一個猶太人對新大陸有思鄉之情。”

比嚮往《塔木德》上的抽象故鄉要容易理解得多。

他隨即湧起更多的情緒。

“我的良心不安。我在採訪他們……你們時，沒有宣告採訪記錄會成為研究資料。這是否也是一種不誠實。”

這是一種欺騙。

那些政界的公眾人物必然不介意自己的言行被後人褒貶，但是在一對一的交談時未申明來意，這仍然是欺騙。我看著他不發一言，直到他露出懺悔的神情。

“但您還是要寫您的書。記住欺騙與品行無關，它只是懦夫的座右銘。”

這是今年8月間的事了。又過了一個月，吉爾伯特寄給我一封信。

加蘭中校，

也許您已經透過別的途徑知道，紐倫堡審判接近尾聲，接下來我會回到美國，投入學術研究當中。

接受您的批評。我是在彼此並未溝通的情況下，以我個人的左翼立場去審視納粹政要的。但如果僅從學術角度考察這個令幾千萬人捲入災難的政體，未免有失責任。它不單涉及抽象概念的博弈，極權已經造成一代人的創傷。

這是我在戰爭末期投身行伍的原因。我相信出於另一種同樣真摯的原因，您在大學畢業後投身黨衛隊，在這一點上我們之間的諒解無需多言。

我在面對政界大鱷時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目的，這是懦弱的，這也是因為我和他們的關注如此不同：國家與國家的意義、國體與國體的合法性、民族與民族自由、過去的既成事實與未來的無限可能，我關注的是後者。

因此我仍將利用這些談話，從心理學角度分析納粹黨和30－40年代德國的政治倫理。這對一些人是不敬的，但我也將盡己之責，為包括您在內的另一些人守口如瓶。

因為您的真誠戰勝了我過往的愚頑。感謝我們短暫的、純私人的交談，它打破了我思維裡的民族壁壘，現在我開始關注更廣闊的世界。德國只是歷史的一面鏡子，照見所有人的良知。

誠摯希望上蒼能給予您更多憐憫。如果能為您的自由盡綿薄之意，將是我最大的告慰。

您真誠的，

古斯塔夫？吉爾伯特

信是戈登遜帶來的，他坐在我面前觀察我讀信時的神色變化。我想他看出了在一年多的牢獄生涯和不公正的法庭審判之後，我變得更易被友善所慰藉。“您在微笑。”他遠比吉爾伯特善於隱藏自己的目的。

我沒有回應。

“您性格里的堅硬是否得自對友善的拒絕？”他讓翻譯把這句話變成德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