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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冷漠。

後來的一次交談中我問道，“如果當時被射殺的是德意志人？”

“你見過車禍現場嗎？”他說，“那麼你會明白，橫死的陌生人也足以讓你發自肺腑地難受。”

“但也許不會讓你痛哭？”

“你為民主德國死於饑荒的人哭過嗎，他們可也是德國人。”

和一個比我年長一輩，又親身陷入過世界的複雜性的人辯論是不明智的。但我還有另一個辦法。我把一餅磁帶放進錄音機，一段小語種的新聞播報勻速播放出來。它的聲調在句末總是滑行向上，句子很長而單詞緊湊，每念一句都要深吸一口氣。

“你覺得這是哪種語言？”

“難道不是德國的某個方言？”他皺起眉頭仔細分辨著，“有一些單詞是德語的，每句都有。”

“意第緒語。”我看著他驚愕的樣子，擊敗父親總是一件快樂的事，“你在利奧波德城聽到的也是這種語言。你當時沒留意？”

他沉默了下來，把磁帶又聽了一遍，然後承認道，“它確實非常像德語，而不是像別的語言。”

“據說一般德國人只要連續聽三個月，就能聽懂意第緒語。這段時間還不夠學會法語呢。”

他陷入更長的沉默當中，而我簡直得意忘形。

我不知道他後來有否重新思考猶太人和德意志人的族源關係，不過所有主流的語言學家都傾力否認意第緒語和德語是近親，反而將之與斯拉夫語聯絡在一起。不料，一位前黨衛隊成員撕破了這件皇帝的新衣。

☆、心理醫生

【原文】

被宣判死刑後的某一天，兩位黑頭髮的心理醫生造訪了我。他們自稱是紐倫堡特遣的，這個來頭讓我受寵若驚。

“您看起來消瘦，您有哪裡不舒服嗎？”他們之中較為溫和的那個先開了口，用的是英語。

據聞紐倫堡的戰犯享有與心理醫生談心的待遇，作為不得獲取報刊雜誌、不得與辯護律師充分溝通的補償，以防止他們因為與世隔絕而喪失等待被處死的勇氣。作為一個只能由美國單方面判刑的小人物，我的待遇是否越了級？

但心理醫生是一種古怪的生物，他們說人話，卻從不聽人說話。我確實掉了一點肉，但還不至於向他們哭訴什麼。

“我的不適並沒有超過蘭斯貝格的平均值。”

“您或許會發現，必要的宣洩對健康更有利。”另一個方腦袋的傢伙開了腔，令我驚訝，他說一口奧地利音的德語。

我誠恐於剛才的對話是否足以讓他們確診“叛逆人格”或“自我封閉”之類的病症。但為了阻止這一點而努力辯解，又會獲得“受迫幻想”和“自我意識過盛”的殊榮。我只好請他們隨意坐下。也許真正患有臆病的是這兩個想象力超群的生物，出於人道考慮，我不能主動刺激他們。

“您在法庭上承認了罪名，但也許那不是您要說的全部。”方腦袋用盡量平和的語氣說道，同情是使人開啟話匣的手法之一，“您對利奧波德城一案的處分最為不平，我猜得不錯？”

激將是手法之二。

達豪審判贈我幾項罪名，其中反人道罪得自1938年德奧合併時在維也納獵殺猶太老幼。他們用當時的報紙作為殺人證據，報紙將英國間諜也籠統地報道為猶太人，達豪因而起訴我迫害猶太教會人員和民間組織。我的辯護律師僅僅給出“沒有犯案動機”的無力辯駁。

我真的迫害猶太人了嗎？

“貴國的主要報紙無一不刊載此事，您還有什麼辯解？”

看來德國是個沒有書報審查的自由國家。

然而海洋法系對證詞的依賴超過了客觀憑據，只是辯解同樣無效，我還是被判了死刑。並非每個站在你對面的人都可以交談，在冥頑的心靈面前，語言的障礙都退居其次。

我沉默的時間有點長，只好打破尷尬，“您猜得不錯。您是來猜謎的？”

換成他擺出一副抱臂的自閉作派了。

在那個講美式英語的醫生打圓場時，我發現這場景頗類於刑警辦案：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犯案人總會被其中一個激怒，繼而錯誤地向另一個人尋求庇護，結果透露了罪行的細節。可我對罪名“沒有絲毫的追悔”，也許他們是來考察我的油鹽不進是否來自納粹精神？

“坦言自己的身份是溝通的開端。”醫生大都以法官自居，但情報人員尚未遺忘與人交往的基本禮儀，“我想您是德國人，儘管您努力把奧地利音說得更像美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