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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是1946年末，這一年裡我經歷了許多事情。歷史學家只關心世界大事，就像只關注宏觀世界的古典物理學家那樣，這會讓他們錯失真理。人們會怎樣講述1946年？濃墨重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籍籍無名的第二年。然而正是在這一年，許多人黯然離世，時代從來不終結於勝利者的鳴金收兵，而是敗者的死亡。

一個無名之輩也將隨之被時代葬送，在他的檔案和卷宗尚存於世之時，歷史並不打算記住它。但歷史卻弔詭地要剝奪他的生命，由此可證，勝利者單方書寫的歷史純然是謬論。

回溯這一年發生的一切，記憶卻跳到了1945年。二月措森軍部的轟炸，三月總參成員的形同陌路，四月達姆斯塔特人煙稠密的戰俘營，五月的去留定奪。那是破滅的時代，1946年則在記憶中被抹去了，我無法記住任何邏輯線索斷裂、毫無意義的瑣碎事件，它們是這個世界的縮影，虛無一物。

我曾做過多少努力？我想起幼時在沙灘上堆房子。沒有一座沙砌的房子不會被水波沖毀，但人們在童年時眼見此景，心裡卻帶著歡愉。為何我現在悲傷不已？也許悲哀只是來自努力的落空，而不是熵增的世界本身。

這無非是一種錙銖必較。考慮到人終將死去，計較於20歲時的勞而無功實為小器的心理作祟。時間會讓所有的塔化成沙，絞刑只不過是催化劑罷了。

1946年月12月20日

☆、死是不能被判決的

獲知死刑後反而感到安穩，它和任何一種被確定下的安排並無不同，符合我對於確鑿的要求。人們從異邦人的法庭上回來，互相恭賀，用這種不乏虛無主義的樂觀連結彼此。我們曾在同一面旗幟下生活，現在又為相同的原因而死，這種聯絡讓人感到自己仍是有組織、有紀律、有單位的。

同生共死誠然只是虛構，然而當自由被幾道高牆隔離，它就變成切近身體髮膚的幻覺。派普說“我真正的團伙在瓦哈拉”時，整個死牢都沸騰起來。我忽然想，基督教唯獨在中世紀橫行於世，也是因為當時的人無法在他們生存著的世界上得到慰藉吧。

無論如何，我們甘願成為“瓦哈拉團伙”的共謀，在那裡我們踏著整齊的步伐，喊著嘹亮的歌，風華正茂——在東歐平原溼潤的泥土下，在奧德河畔粉碎的建築殘骸下，在柏林業已更名改姓的威廉大街下，在威斯特伐利亞綿延的、化為灰燼的美麗城市下。

那些地方已經不存在了，但是想到能夠與之合葬，我頗有些欣欣然。少年時代四月歐石楠新開的時候，我們牽著摯友的手，跨過火堆，舉起火把，在黑夜的野地裡走上十幾公里，聽著內卡河的水聲，從書香之地海德堡一直走到精緻的曼海姆。那時我們和帝國都還年輕，而今天則都走到了盡頭。青春年少轉瞬化為灰燼，而我們的生命永遠留在它當中。

我不感到悲慼，畢竟它只是事實。此刻我想的是怎樣和“我真正的團伙”排好隊，免得叫開瓦哈拉大門時顯得像一幫法國兵，或怎樣在放風時搶到被太陽光烘熱的那塊沙地，好在上面美美地做些白日夢。

因為死是不能被判決的，能判決的僅是死刑，它打擾不了我的生活。那些落在德意志每寸土地上的高爆彈都沒有動搖我們決心——儘管它已經碎滅了。走上絞架前，我是個叫海因茨的金髮小子，之後是一具屍體，兩者都和他們加於我的罪名無關，無涉軍人的榮耀。

1947年1月6日

☆、贖身狀

一個胡茬不乾淨的美國人走進牢房，給我一疊稿紙。他說話吞吐，笑容比我預想中更為憨厚：“我想您或許會想寫點回憶錄什麼的？很多人都想寫，所以我想您或許也……”

“你們應當在OSS大力推廣邏輯學，山姆。”我的英語發音生硬。他是個新手，還沒有學會怎樣和人套近乎，而這是情報蒐集的第一步。

我之所以一眼認出他是情報人員，並不是因為我有多麼善於察言觀色。對於一個就要在與世隔絕的地方的死去的人而言，寫回憶錄是多麼荒謬的提議。回憶錄是為了讓人銘記，而我這樣被當做徹頭徹尾的人類公敵的人仍然有這樣的權利嗎？我用德語和他說話：“OSS最近招了很多新人？”

不料他的德語比我的英語更糟糕，單是杵在那裡，OSS用人可謂飢不擇食。山姆？新手先生繼續講著他從工作會議上生搬硬套來的說辭：“……我們在調查達豪法庭的司法程式是否合法。有人報告法庭審判給被告和辯護方的發言機會太少……如果因為某些事實來不及陳述，而將一個清白的人錯誤地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