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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暴行中，也製造過暴行。無論打著什麼旗號，狂熱的理想與理想的制度化都與暴行無異，堅信理想必然實現的人則等同於暴徒。我曾躬行於此，如今深為愴痛，因為我已身繫囚牢，暴行卻轉手他人，依然如故。

我也曾對抗過暴行。所有用自我的身份，而不是統治者賦予你的身份生活的人都對抗過暴行，今天他們則在末日審判下喪生。真實的人生再一次臣服於歷史的敘述，極權的政體已被移除，語言的極權從未終結。

暴行總是披著人性的外衣。此刻我聽見的聲音是正義的歌謠，罪人之死賦予其劊子手一枚騎士勳章，邪惡的滅亡昭示著仁愛的新生。邏輯多麼陳舊，十三年前納粹既如此終結魏瑪，於是正義的對立面成了另一種正義。

這是絞刑架第幾次在運轉？達豪審判進展神速，紐倫堡閉庭前的半年這裡已經行刑多人，從集中營的管理者到黨衛軍精銳部隊的少年，他們多半佩戴校官、尉官軍銜，只在黨代會上見過元首，有人直到死前都不明白帝國的高階罪惡，有人因為窮途末路而為虎作倀。終於有一回，下屬比上司走得早，在第三帝國的決策層是否有罪尚未定論時，跑腿和雜役先行承擔了責罰。

戰場上最先死去的是戰車旁的步卒，大蕭條的危機最先轉嫁給下層民眾，正義女神也欺負小人物，青史只留存名人的事蹟，醜行和蒼生皆成塵泥。

1946年10月21日

【編者注】

比較之前幾篇文章，這篇風格迥異的文章更為抽象，也更為沉鬱。蘭斯貝格監獄自1946年夏天以來一直執行絞刑，是什麼使作者心境在此刻變化？9月30日紐倫堡法庭宣判，10月16日對執行絞刑，本文寫於10月21日，這些日期是否有關聯，已經死無對證了。

也許作者對自己的判決曾心懷改判的希望，直到紐倫堡將納粹領導層的罪愆定案，並宣佈黨衛隊、帝國安全域性為犯罪組織。今日我們會嘲諷他的徒勞，視之為賊心不死，但在歷史尚未成為歷史，而未來尚未前來的時刻，誰能擁有卡珊德拉的預言。

這或許也是本篇的題目由來。他的兩項身份都被紐倫堡宣判為犯罪組織，末日審判的氛圍曾否繚繞在他肩頭，而他曾否指名質問宣判方的犯罪性？過於尖銳的話題是很難引起討論的，這些只能喚醒仇恨的聲音選擇了沉默。

而拋開這些涉獵旁多的話題，僅僅去看作者本人——沉思總是比敘事要切近心靈，何況對於一個習慣抽象思維的人而言，沉思是最初的語言。沒有比之更直接通往他內心的道路，他在想什麼，有著怎樣的人生觀，對既往的事件是何看法？乖謬的是，也沒有比之更具體的闡發。我們僅能在抽象層面讀出他的心緒一二，卻無從知曉他是否知行如一。

☆、測不準與迴歸方程

“歷史是不容假設的。”

他靠在窗臺上，冬日的散射光在他肩膀上勾勒出模糊的輪廓。加百列和路西華在這個世紀一同到來，“承認”與“存在”是一對兄弟，而“價值”與“虛無”結盟。

我從夢中驚醒，仍然記得夢裡那條迴圈往復的道路。每出現一次謬誤，我都返回原點，走上另一條分岔。但每一次重新走過，它都生出新的岔道。

它甚至不能算是道路，而是無窮無盡的可能性。連機率論都失效了，因為它本身也在運動，不斷地變生出新的世界。

“那麼，什麼是可以假設的呢？”

我躺在窄小的床上，繼續設想這番辯白。我習慣於思考透過更改實驗條件、操作步驟的方式以達到準確的實驗結果：如果我沒有在1936年加入警衛旗、在1938年調任安全域性、在1939年涉足軍方叛國者的案件、在1942年介入東線軍事情報，或僅僅是在1945年不曾自投羅網，以為歷史終將公正地為我定罪，從而亦不否認我片面的英名。人生會變得如何？

最終這些“如果”都在同一個時間點上歸於一路：如果我沒有出生在1915年某個寬容而過分抽象的社民黨人的家裡。

這不是決定論，恰恰相反，這是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一次次修正錯誤，以期重頭再來。把碳單質放進高溫當中，它可能形成金剛石，也可能是石墨。我曾以為若做出另一種選擇，結果會全然不同。但世界遠不是條件可控而固定的實驗環境，它把主客體混為一談，內在與外在實為一物，它是無數的人類個體本身。你在修訂自我時，已經讓你所觸及的世介面目全非。

“歷史是不容假設的”，這句話只不過是人擇原理的一種蹩腳表達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