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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開。他先坐下，接著嘆口氣說：“你聽到‘砰、砰、砰’的聲音。我們能為你做什麼？”“我希望不要聽到這聲音，所以才來醫院。”我說。他問：“聲音從哪裡來？是腦中發出的還是外頭傳來的？”

“外頭傳來的。”

“除了砰、砰、砰，你聽過其他聲音嗎？比如說，要你殺別人或自殺？”

我說：“我不想殺人，也不想自殺。”他問：“今天星期幾？”這下可難倒我了。連續幾天放假，讓我對時間的感覺有些遲鈍，而能否正確斷定時間正是精神病醫生判斷病人正常與否的重要依據。我暗自祈禱，說：“星期六。”他在紙上寫些東西，接著說：“好吧！你現在只聽到聲音，並沒有出現其他任何精神症狀。”我問：“我是不是像護理師所說，有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

醫生說：“關於精神障礙，我們不知道的還多著呢！”他的表情突然轉為黯然。他摸摸鼻樑，閉上眼睛，低下頭。我發現他頭頂微禿。我很想對他說：“嘿，別難過，世界上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還多著呢！”不過我什麼也沒說。他看起來既沮喪又困惑，終於他開口說：“這聲音困撓你了吧！”

我回答：“多少有一點。”他臉上的陰霾一掃而空，對我說：“我開一些治療精神障礙的藥給你。”他語氣中帶著權威，他的權力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他說：“我給你開維思通（Risperdal），這種藥能穩定大腦聽覺中樞。”我問：“這表示我精神有問題嗎？”他說：“我認為你有患精神障礙的可能。”我早料到他會這樣說。維思通是抗精神障礙的處方藥，除非醫生診斷病人有精神障礙，否則不能開這種藥。事實擺在眼前，藥物左右診斷結果，而非根據診斷結果決定用藥。

在羅森漢的年代，醫生引用既存的精神分析模式，判定病人是否異常，而現在則是看有哪些藥物可用來做診斷。羅森漢認為：診斷結果與個人實際情形無關。不管當年或現代，這個觀點仍禁得起考驗。“我看起來像是精神異常嗎？”我問。他注視我好長一段時間，終於說：“有一點。”

我伸手把帽子戴正，說：“你在開玩笑！”他說：“你看起來不是很好，很消沉沮喪，這往往是精神疾病的徵兆，所以我也會開點抗抑鬱劑給你。”

我跟著說：“我看起來很抑鬱嗎？”這下我真的擔心了。對我來說，抑鬱比幻覺更可能成真。我以前曾患過抑鬱症，誰知道我會不會復發呢？也許我還不自覺，但他已經發現了。也許這項實驗讓我感到抑鬱，甚至精神異常。也許我選擇這個實驗，正是因為潛意識裡我想尋求幫助。突然間，世界被一層陰影籠罩。

他寫下處方。問診過程不到10分鐘，我離開醫院，竟然還來得及和露西吃頓飯。露西說：“你應該說你聽到‘唰、唰、唰’或‘咚、咚、咚’，都比‘砰、砰、砰’好玩多了。”我拿著處方去24小時營業的藥店買藥。基於實驗精神，我服下了維思通，那不過是顆小藥丸。當天晚上我睡得很沉，完全聽不到一絲聲響，我漂浮在夢境中，無重力般飄飄然起來。那是另一個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有模糊的輪廓，不論我多麼仔細凝視，都只能猜想那究竟是什麼。

維思通就像低脂牛奶

走進急診室演這出戏，其實挺有趣的。所以之後一連8天，我又做了8次實驗，和羅森漢安排的假病人人數一樣多。每一次我都堅稱不會危害自己或他人，也保證可以正常工作、照顧小孩，醫生判定我無須住院，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有一點很奇怪，幾乎所有醫生都診斷我有抑鬱症傾向。然而我拿抑鬱量表進行測試，徵詢朋友意見，請教在精神病科任職的弟弟，結果都顯示我一點都不抑鬱。順便說一句，抑鬱症絕非無足掛齒的小事，DSM將抑鬱症列入嚴重精神障礙，生理及心理的異常症狀相當顯著，不易錯判。

朋友家人都說：“不會呀！你看起來不像，一點也不抑鬱嘛！”然而在急診室裡，儘管我否認出現相關症狀，但醫師都診斷我疑似抑鬱症。此外，所有醫師共給我開了25種抗精神病藥物及60種抗抑鬱藥物。每次問診都不超過13分鐘，平均候診時間卻長達兩個半小時。除了一個關於宗教傾向的粗略問題外，沒人問我的文化背景，沒人問我聽到的聲音是男是女。沒有一位醫生對我進行全面的精神鑑定，這類鑑定包含一些更仔細的測驗，這些測驗雖然簡單易行，但更能確切反映出與精神疾病相關的思想異常。不過每一所醫院都為我測了脈搏。

我打電話到哥倫比亞生物計量學中心，找斯皮策談談。我問他：“現在如果有人仿效羅森漢的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