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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不經意地隨口說:“他們學校還有一些不錯的小夥子,要他去說。”我連忙點頭應和。要走了站起來到門口,思文才說到調動的事要請戴處長幫助。戴處長一口應了說:“組織處放你沒問題,你們系裡肯不肯?”思文說:“系裡的工作我會去做。”處長送出好遠,分手時思文又把話題轉到他女兒身上,說:“這幾天就會有訊息。”處長說:“把漂亮放在第一位的年輕人沒有出息,還是要找有出息的。”我想笑又不敢笑。
處長去了,我說:“思文你膽子太大了,怎麼敢說這幾天就有訊息的話!”她說:“那歸你負責。”我急得出汗搓著手說:“我沒有辦法,他女兒又長得不漂亮。”她說:“漂亮還勞駕你,早搶跑了。”我說:“真的我沒有辦法,我自己的堂妹我還……”她猛地一推我,我說:“你打人?”她說:“打人?明天殺不殺人還不知道,放火不放火也不一定。你這樣實在的人,那是應了我爸爸一句話,吃屎還沒有人開茅廁。誰規定了一定要搞成呢,你現在的責任就是找幾個去見面。”
只好硬了頭皮上了。說真的我自己找物件都沒有用過這份心思。輾轉託朋友物色到一個,思文把處長女兒誇成一朵牡丹。(以下略去1000字……)
最困難的還是找到一個同意思文馬上出國的接收單位。我和她每天騎了車在太陽底下跑,找遍了全市二十多所高校和中專,沒有一家願接收。第一次就在我所在的學校碰了釘子,以後連續地碰釘子,幾乎要絕望了。思文完全變了個人,瘦得只剩皮包骨,晚上剛入睡就驚醒,再也睡不著,還要把我也叫醒了陪她整夜的討論。聽我把那些空洞的安慰之辭說了一遍又一遍,她才安心一些。她的神經特別脆弱而敏感,我一句說不好,她就會發脾氣。我疑惑著一個人怎麼會變得這麼厲害,那個溫柔的思文到哪裡去了。又擔心這種局面以後無法改變,那我真不知怎樣跟她生活下去。為了使她那種帶有神經質的激動有所中和,我嘗試著不動聲色的抵抗,但這種抵抗除了引起她發洩式的激動之外再也沒有意義。我在幾次嘗試之後無計可施,便採取了完全退讓的態度。對這種家庭角色的急遽轉換我根本不能適應,把希望寄託在事成之後回到原來的狀態。面對衝動的思文我壓抑著自己,心情沉重。有天晚上,我一句話說得不合她的心意,她馬上激動起來,衝到我面前和我吵。我覺得她實在太沒道理如此衝動,回了幾句嘴,她就做了拼命的姿態把我挺到牆上搡揉著,說:“到今天我還要命幹什麼,把這條命拼死算了。”我只好垂了頭不再做聲,再要記起引起這一場衝突的那句話,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在心裡嘆息著世事的荒誕。沉默著經過一片廢墟,我躲到一堵牆後解了手。看見周圍一片空曠,我一股氣從心底湧出來,忍不住拼命吼了幾聲,象野狼的嚎叫回蕩在曠野。我回到馬路上,路燈下思文露出嘲諷的笑,自言自語似地輕輕吐出幾個字:“蠢氣,別丟人了。”這使我覺得自己成了一個笑話,伴隨著一種恥辱感我心底漂移著一陣憎恨。
那個月思文身上又來得特別遲,超期一個星期還沒有訊息。思文劈頭劈腦罵我說:“叫你不要碰我,你要!你圖了自己痛快又不顧我的死活。”我想來想去實在記不起自己何曾犯過錯誤,申辯了幾句她哪裡肯聽,聲稱“你要負全部責任。”逼急了我說:“不可能,除非你自己在別的地方……”她象一隻小獸似的撲過來,伸了五指抓我的臉,我嚇得推開門就跑。她追出來站在樓梯上,怕鄰居聽見,用手勢比劃著打的動作,我在樓梯下,嘴張合著不發出聲音,一次一次地攤開雙手,比劃自己沒有錯。兩人手比劃著演啞劇式的好一會,樓上有人下來,她馬上回屋去了。那人過去了,我上到樓梯中間,看著沒有動靜正想走上去再解釋。她突然衝了出來,我轉身就跑。她站在上面說:“男子漢,男子漢呢。”我在下面昂了頭說:“我不跑你要打我呀!”後來拿尿去化驗了,並沒有懷孕。她看了化驗單還不信說:“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都過有十天了。我說:“那你從來沒有這樣憂慮激動過。”又過了一個星期,她高興地告訴我說:“怪你怪錯了,你別生我的氣,要是平時我也不會那樣呢。”我嘆息說:“出國都把人折磨成什麼了,北美有錢撿嗎!”
時間一天天過去,接收單位還是沒有希望,思文需要的只是一紙證明去市公安局辦護照,但就是沒有哪個單位願蓋這個章。我們的親友全部出動,活動了一個月也沒有進展,思文幾乎就要瘋了。有一天我開玩笑說:“不就是一個章嗎,實在沒辦法,自己刻一個算了。多出點錢找街上那些流動的刻章人。”她說:“那怎麼行,到公安局開玩笑。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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