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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是“軍長李延祿”，最後一行是“中華民國廿×年×月×日”。寫完了要蓋印章，一個較大的長方形的“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司令部關防”，要上蓋“年”字，下蓋“月”字，然後是李延祿的印章。

這些事情做完了，有時有機會，就由李延祿指揮幾支隊伍打一仗。有時完了就完了，繼續趕路。

從脫離救國軍後，所到之處有反日隊伍，主要是山林隊，基本就是這樣子。

在一些人眼裡，從救國軍到山林隊，李延祿都應該把主要精力用在下層統一戰線上，用鞏固的下層統一戰線威脅上層，使其就範。說白了，就是鼓動士兵、“崽子”（嘍囉）造反，反對“反動領袖”，進而奪取領導權。而對於各種武裝的首領來說，他的隊伍，那些人槍，就是他的私有財產。就像一家企業，你去了就想把老闆搞掉，自己當老闆，這還了得？無論什麼樣的隊伍，對這種事都是非常警覺，也最深惡痛絕的。其上下級多為拜把子兄弟，你成天在下邊鼓搗，人家能不發覺？那還有個好？實踐中這樣做的，有幾個不是白給了？李延祿這種做法，當然不是沒有弊端。像到處發委任狀，有的隊伍就可能打著4軍的旗號綁票，糟蹋禍害百姓。可比之到處樹敵，這種廣交朋友，利多弊多還用說嗎？

而在一些人的眼裡，如果李延祿不搞“上層勾結”，是不是整個救國軍都成了共產黨的隊伍了？

因此就有了1933年7月31日《中共綏寧代表團關於組織狀況及開展農村工作方法致省委的報告》中的評價：“李的隊伍在寧安方面口頭上是聽共產黨的領導，然而實際上最多也不過是一個‘好鬍子’。”

“南蠻子”周保中

吳義成，200餘（？）人，是反日遊擊隊中最堅強的部隊，在東線東滿一帶作過最長期最激烈的反日戰爭，曾佔領東滿的安圖很久，並佔領過東寧，現在綏寧一帶遊擊，黨有一個軍事經驗豐富的同志過去在吳處當參謀，吳的一切軍事計劃大多出於這個同志（周麻子，過去省兵委書記）的意見，得了無數次的勝利，在兵士中在東線群眾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產黨），過去東滿曾派了許多同志與反日會員到吳部中去。

以上是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的報告》中的一個自然段。

周保中近1。80米的個頭，長臉，有幾顆麻子。平時話語不多，不開玩笑，有威嚴，批評人很嚴厲。他說行或不行的事，就難撼動了。

離休前為重慶市人大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說，那時開次晚會，大家喊周指揮唱個歌，他就唱《國際歌》。再沒聽他唱過別（）的歌。他聲音（'炫'）洪亮，唱得激（'書'）昂慷慨，也把大（'網'）家唱得熱血沸騰。唱完了，就講這支歌是怎麼誕生的，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自己、解放全人類的戰歌。講完了就教大家唱。我們5軍許多人第一次聽到《國際歌》，就是他唱的，也是他教會的。

周保中本名奚李元，1902年生於雲南大理一個白族農家，十五歲輟學投軍，曾入雲南講武堂學習，北伐戰爭中任營長、團長、副師長。1927年加入共產黨後，被派往蘇聯學習軍事，改名周保中。“九一八”事變後回國，被派到東北任滿洲省委軍委書記，被羅登賢派到吉東，做兵運工作，從此就在吉東地區開始了九死一生、千難萬險而萬難不屈的抗戰生涯。

這年5月，在寧安縣花臉溝一次群眾集會上，周保中被李杜所部駐當地自衛軍逮捕。問題出在那口濃重的南方口音上，一些士兵聽不懂，就認為他是朝鮮（族）人。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朝鮮（族）人就是走狗、密探，或是同樣該殺的共產黨。

周保中就說自己是南方人，是上海反日會派遣的“援馬團”（援助馬占山代表團）的人，沒想到馬占山投降日本子了，就到吉東來，想看看誰是真正反日的。

那時東北人稱南方人為“蠻子”、“南蠻子”。一位姓白的營長，見這個南蠻子談吐不凡，雖覺可疑，也不便輕易處置，就派人把他押送到牡丹江鐵嶺河自衛軍左路總指揮部。

總指揮部正在開會，等著吧。周保中不幹，大叫“有要緊事”，驚動了裡邊的人，被傳了進去。左路軍總指揮馬憲章，看了押送人員的呈文後，望著這個被反綁雙手的三十來歲的大個子青年，道：你既是上海反日會派來的，對俺們這地方的反日救國，可有什麼見解呀？

周保中談了三點救國方略和五條治軍良策。

三點救國方略：一是大敵當前，反日軍應加強團結，統一指揮，聯合作戰，不能各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