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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說：

自日本法西斯強盜更進一步的實行其歸屯並戶毒辣政策以後，的確增加我們更多的困難，因為沒處吃沒處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動搖的表現，日寇的奸細也就趁機鼓動，因此在舊曆三月間就有一師二團一連的叛變，逃亡江東，三師七團三連有四個弟兄叛變當小線，在舊曆四月初旬二團受了日寇奸細劉龍海的挑撥，把副官長張文青、科長金鐸、隊員李浩順三個同志用斧子砍了，帶領全團投降義順號。其中有六個同志帶槍跑回來了，警衛連前後叛變的共有八個，其中三個當小線，三個投降，兩個蹤跡不明。正月間一團有三個叛變投降了，地方工作叛變投降的一個，叛變未遂被查出處死的五個，二師先後叛變的有五團（好勝）九人，七團（佔一）全團，八團（孟嘗君）二十多人，四團六人，六團（三江）全團叛變又繳回來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滿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

從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這一年中間，隊伍重要損失，並不是作戰中受損失那麼多，而是多部分都叛變逃跑的。

三軍二師五十餘名在藍志源叛變下（省執委）（二師師長），暗殺二師最有歷史的同志二十餘名過後，投到方正。

去年九軍零零碎碎投敵共二百餘名，十一軍投敵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記中寫道：

不但平素革命軍隊基礎不穩的部隊大批叛降日賊，即較鞏固的中心軍隊亦起動搖，因日賊廣泛利用叛徒而動搖乃益見擴大，以致發生上級幹部重心領導幹部都起始動搖逃亡者。

而下層戰鬥員之動搖叛降，猶如湍急之水勢下流難返。

曹曙焰老人說：

軍部有個秘書叫趙伯華，那時都叫副官。我原來的名字叫“曹文官”，他說不好，我給你改個名字怎麼樣？那時我非常尊敬他，認為他有學問，就說行呀。他在雪地上寫了個“曙”和“焰”字，說“曙”就是天剛亮的時候，人們常用“曙光在前”形容勝利在望。就像咱們抗日救國，現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趕走了，春天就來了。“焰”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戰士的決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燒掉困難，燒死敵人，迎接勝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這個趙副官跑了。是投敵叛變了，還是跑哪兒迷起來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餓呀，他是沒扛住。

這年冬天，我和團部一個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樺川縣南山裡籌糧。山裡有炭窯、木營，跟他們講抗日救國，說我們是先遣隊，大部隊在後頭。我們倆沒帶錢，先給他們打欠條，弄個百來斤，背出幾里地，找個地方插起來。唐副官認為用不著背那麼遠，說過幾次，我也沒起疑。又說咱們別弄糧了，募捐要錢多省事呀。這下子我什麼都明白了，那時金子也不能當飯吃呀，這不是想撈錢走人嗎？

我看他一眼，這一眼看壞了。那之後不管幹什麼、去哪兒，他非讓我走在前面不可，等於撕破臉皮了，就差沒把槍拔出來了。開頭真是提心吊膽呀。一天24小時，吃飯，睡覺，拉屎，撒尿，背糧，累得趴雪窩子裡喘的工夫，誰想整死誰，那是隨時隨地的事兒。

晚上籌糧，白天睡覺。聽他打呼了，我動一下，他撲稜爬起來，就去摸槍。我假裝翻個身，就能感覺到他坐那兒發愣。有時把目光迎上去，四目相對，他就避開了。他心虛。這樣幾次後，我就不大管他了。也是真乏真困。那時那人生呀死的，也不像現在看得這麼重。那時再不想死的人，也難免想到活著遭罪，死了享福。

不過，如果那次籌糧的錢帶在我身上，今天咱爺倆能不能嘮上這嗑兒，可就兩說著了。我和他肯定得見血，起碼死一個。那時掌管經費的人，一定是非常堅定、可靠的人。稍微不堅定，見財起意，讓錢弄活心了，帶錢就跑了。

半個來月，連隊來了，團政委姜信泰也來了。我們倆都向他彙報了，一件事就聽到兩樣話。姜政委肯定更信我的，可那時那人讓叛徒鬧得沒底了，連省委書記都叛變了，誰還敢給誰打保票呀？我看他的意思，是觀察幾天再說，這樣也對。

背糧時，背篼和長槍放在山坡雪地上。天快亮了，發現唐副官沒了。姜政委叫聲不好，連長王慶雲也跟著往那兒跑。兩個人的背篼都被翻過了，40多兩大煙土和兩塊金條沒了——唐副官早就盯上了。

謝文東和李華堂

七七事變後，偽軍譁變出現一個小高潮。其中較大的一支，是駐依蘭飄湯河的偽29團，團長姓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