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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有點兒不可思議的，是本該讓人想到“年輕有為”的吉東黨和抗聯的這位重要領導人，據說卻是能力平平，連他自己也這麼認為。

1936年4月26日，《老宋（宋一夫——筆者）給代表團的信》中說：“現在負此重要責任（指5軍政治部主任——筆者）在力量上太不勝任”，“代表團定想辦法解決我的問題為要。最好在5軍派遣隊內派一最得力的幹部領導才好，千萬不要疏忽”。

1937年（無月）5日，這時他好像剛被任命為吉東省委書記，又在一封信中說：“我的歷史及工作方面諒同志詳細，我本是一個無計劃無領導能力的一個人，現在負這兩重大責任實有力所不及，在我本意更不欲作這種有其名而不能擔其責工作，目前正處於戰事緊急關頭，一切問題更須具有果斷解決，最低限度重大責任者，要有政治基礎，若不，在執行工作上恐有莫大防（妨）害。我是為了我黨前途鞏固和路線重大計，希在開吉東省黨會議上要詳細的來解（決）我的問題才好！若不這樣，恐在我前途工作上有危險性。”

難說是真情，還是假意，我們知道的是作為叛徒的能力和殺傷力，卻是很大的。

日本戰犯、偽滿警務總局特務處特務科長坂田義政等人寫的《偽滿警察罪惡史》中有這樣的文字：

他（指哈爾濱特務科的“優秀特務”泉屋利吉——筆者）所使用的最得力的密偵是宋一夫。宋一夫曾經是第二路軍第五軍周保中部隊的政治部主任，1941年（應為1938年——筆者）在五常縣同警察討伐隊交戰中負傷，因傷情嚴重而脫離部隊，潛入哈爾濱市內，躲在買賣街的情婦家中養傷，被特務泉屋發現。宋一夫在泉屋的威脅和利誘下終於叛變，成為泉屋的密探，被任用為警察官。1941年末，宋一夫接受泉屋的指示，接觸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生中的國民黨員，同長春工業大學內的組織取得了聯絡，負責在哈爾濱召開偽裝的黨的擴大聯席會議工作。同年12月30日，終於在哈爾濱召開了由警察偽裝的黨的擴大聯席會議，將到該地集合的20餘名學生黨員全部逮捕，一網打盡，揭開了所謂的“一二·三○”國民黨第一次逮捕的序幕。

1943年，宋一夫又接受泉屋的指令，接近東興縣委韓某等4人，發現了由張瑞濤組織並領導的在巴彥、木蘭、東興縣內成立的抗日聯軍第三路軍抗日救國會組織，1943年3月15日逮捕了420名愛國者，將其中的265人投入監獄、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

還有比叛徒更可怕的敵人嗎？

1939年2月1日，《中共吉東省委執行部關於叛徒宋一夫、關書範、曲成山等事件的通告》中，說宋一夫：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第二、四、五軍部隊聯合遠征的途中，在中東鐵路南一面坡附近宿營中，籍詞巡查步哨，趁機潛逃。臨逃以前將所帶重要檔案、圖書、自來得手槍遺留給本部。臨逃時拐去公款一千二百元，小手槍一支，並誘同本部隨從副官王樹生（宋的同鄉）一同潛逃。

比宋一夫小兩歲的關書範，寧安縣人，曾任吉東局團委書記，5軍1師政治部主任、師長，5軍黨委書記。2路軍西征失利，宋一夫逃跑，關書範率一師餘部返回刁翎地區後，以“假投降”為名，與日寇三道通工作班接洽。這個之前也曾審訊、判處投敵叛變分子死刑的人，被以同樣的罪名處死。

有人拿程斌與關書範比較，都是中學畢業，都是主力軍的主力師長，都有很強的工作能力，都曾受到器重和信賴。不過，關書範似乎更側重於政治方面。此人思想活躍，樂於也敢於發表見解，點子也多，來得也快。有人說他是5軍的才子。

6軍21師參謀長韓鐵漢，名叫鐵漢，卻是個軟蛋。但他沒叛變前，不能說是軟蛋。程斌也曾被評價為“對黨忠誠”。關書範成為叛徒不久前，還被認為“足為革命模範”。宋一夫叛逃前一個多月，還被視為“黨中央所注重的純潔幹部，故有重要委託”。而其在西征途中，還表示“願以最後一滴血來執行黨所賦予的重大任務”。

日本鬼子說宋一夫，“因傷勢嚴重而脫離部隊”，有老人說他只是腿上負了輕傷。沿途那麼多關卡盤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爾濱，說明只能是後者。他把重要檔案、圖書和匣子槍都留下了，只帶走1200元錢和防身小手槍，這時好像還未想投敵叛變。但他臨陣脫逃，說明他思想動搖，感到抗戰勝利無望了。

1938年後的叛徒迭出，都離不開當時環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變兩個多月後，《崔石泉、鄭魯巖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