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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項實驗中，　要求參加者描述四段不同的個人經歷，這些經歷是由參加者的一個親人當著他的面講給研究者的。其中三段是真實的而且是由這位親人所參與的，第四段關於參加者約5歲時丟失在購物中心的經歷是未曾發生的，但由親人做證其真實性。結果，在後續會談中，參加者記得大部分發生過的事，但也足足有25％的人鮮明地記得在購物中心跑丟了，還號啕大哭起來，最終被一位老太太發現了。25％的參加者記得一個並未曾發生的創傷性事件。公平地說，參加者對於真實發生過的事情能記得更多細節，並且記憶更清晰。儘管如此，許多人記得那些虛構的錯誤記憶，就好像他們曾親身經歷過一樣。

2。二戰傷疤：被壓抑的記憶

在洛夫特斯開展研究的那個年代，很多治療師認為記憶可以在壓抑多年以後恢復，這是多年來眾所周知的事情，所以每個人都相信它是對的。受到壓抑的記憶是弗洛伊德有關無意識過程本質的理論核心，從他的時代起沒有人懷疑過它們存在的真實性。隨著錯誤記憶匯入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明顯，記憶壓抑理論的擁護者，比如那些投身於“記憶恢復專案”中的人們，開始收集證據來證明那些受壓抑的記憶是真實存在的，並且是可以恢復的。研究者們甚至在大腦記憶壓抑的系統上取得了巨大進步，記憶中有關從前的資訊一直在那裡。

眾所周知，幾個世紀以來，經常有老兵們忘記了給自己造成巨大創傷的戰役。現在伊拉克戰場上的老兵正在遭受的就是那種遺忘創傷的綜合症，［ＷＷＷ。ＷΓsＨＵ。ＣＯＭ］它在美國內戰中被稱做懷鄉病，在一戰中被稱做炮彈休克，在二戰中被稱做戰爭神經症，現在則被稱做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在最成功的記憶恢復研究中，透過醫療部門和社會服務部門的檔案，確定了129名兒童時期受過性虐待的婦女。在採訪一組平均在17年前受到性虐待的人當中，38％的人沒能恢復曾受到虐待的記憶。這種方法主要依靠檔案確認那些已知的受過性虐待的婦女，然後詢問她們是否記得這些事。還有研究者採取相反的方法。心理學家喬納森·斯庫勒（Jonathan　Schooler）和其他研究者鑑定那些還沒有恢復關於童年時受到性虐待的記憶的婦女，然後找出了確鑿的虐待證據。迄今為止，“記憶恢復專案”的研究者已經整理了100多份關於記憶在多年後從自我意識壓抑中復甦的案例。

3。沒有真相：讓人受傷的記憶

20世紀90年代，有關記憶真實性的討論從心理學界發展到傳媒界。就在有些心理學家和治療師正忙於恢復病人的童年期遭虐待和受創傷的記憶的同時，洛夫特斯和其他人卻在論證錯誤記憶的匯入。那些恢復了記憶的病人和引導這種恢復的治療師相信這些記憶是真實的，而其他人則認為這些恢復的記憶是被愚蠢的治療師、心理學家和社會工作者們匯入的。不久，這場“討論”逐步升級為激烈的“戰爭”，參戰雙方的治療師和心理學家們互相指責對方對資料資料視而不見，麻木不仁。像《勇於治療》（The　Courage　to　Heal）這類的暢銷書鼓勵讀者去喚醒沉睡的關於兒時性虐待的記憶。這些書（錯誤地）認為與這種記憶相關的情緒越強烈，這種記憶越可能確實存在著。被指控有這些犯罪行為的親屬非常震驚，一旦被公之於眾，他們這輩子就徹底毀了。

參戰的一方，即記憶恢復治療的擁護者們認定人們恢復的記憶是真實可靠的，可以用做法庭上的證據。在一個經典的案件中，一位很有名望的商人喬治·富蘭克林（George　Franklin）被指控在20年前謀殺了他女兒的朋友，指控大部分基於他女兒關於謀殺和亂倫的記憶。他的女兒艾琳在謀殺案發生時僅有8歲，她聲稱關於這段謀殺案和虐待的記憶在她內心深處埋藏了20多年。她聲稱在她女兒長到和她被殺的朋友差不多年齡時，她突然恢復了那段記憶，是她女兒幫助她想起了她自己童年時的夥伴。富蘭克林在監獄中度過了6個年頭，最終他被無罪釋放，然而他的事業被徹底毀了。

參戰的另一方，就是被成年後的孩子控告有童年性虐待的家庭成員，建立了錯誤記憶綜合症基金會。他們強烈抗議，並認為恢復的記憶不是真實的而是人為匯入的。和那些恢復了錯誤記憶的人一樣，被控虐待的家人感到痛苦和羞恥。想象這是一封你孩子的來信：

爸爸媽媽：

嗨！想象我站在你們面前向你們問候！我最近一直很忙，我忘記了向你們表達我有多麼愛你們，你們倆為我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