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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政治

作為社會中的人，在禮節性的交談中我們會避免政治辯論，我們只在那種能夠承受激烈爭鬥的人際關係中來進行政治辯論，或者與那些我們想疏遠的人進行政治辯論。如果你像我們一樣，你也是慢慢學會這樣做的，但有時候你還會忘記這樣做。毫無疑問，你還忘了一個熱烈的政治　“辯論”，請想一想人們在政治方面的兩種極端表達。第一，“他們真相信它嗎？”——他人信念的背後隱藏著壞想法，常使我們困惑又沮喪；第二，“他們怎麼連這樣清楚的事都看不到呢？”——他們的看法顯然是不合理的，不合邏輯的，甚至可能是瘋狂的。

我們也會想：經過了我那樣中肯的詳細闡述之後，他們怎麼就看不到我觀點中的邏輯性和道德性呢？如果有人能給我們擺清事實，我們一定會採納他的觀點。而且，我們會滿懷感激地那樣做！終於，我們會為對手的天真幼稚（假如我們不說他們是愚蠢透頂的話）而驚訝不止，因為他們對我們英明而又正確的觀點一直無動於衷。當然啦，他們對我們也抱有同樣的想法。

為什麼政治辯論總是沒有什麼成效呢？雖然，幾乎沒人對這個課題做過研究，但我們認為，時間對政治議題和政治爭辯的效應尚未被人們認識到。理解這個效應，就能讓我們洞察我們自己和他人的政治觀點，也可以提供解決衝突的機會。

時間觀衝突是政治執行的核心。1979年，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摩司·特維斯基（Amos　Tversky）發表了一個簡單而有趣的研究報告：如何看待現在和如何期待未來這兩個因素對人們的選擇有什麼影響。為了說明他們的前景理論，　他們要求被試想象在拋硬幣賭博中輸掉了100美元賭注。你選擇正面，結果它是反面。那個贏了賭注的朋友提議再賭一次，賭注是翻倍或抵消。如果你接受，又喊錯了，你就欠你朋友200美元了。如果你接受，但喊對了，就抵消剛才輸掉的100美元，不欠朋友一分錢了。如果你願意賭第二次，欠200美元和一分不欠的機率各有50％。因此，第二次賭博的期待效益就減少了100美元，而這正是你剛才第一次賭輸後欠你朋友的錢數。因為接受和不接受第二次賭博的期待後果都是同樣的（減少100美元），你應該有同樣的可能性去接受或拒絕第二次賭博。但現實中，就有不同了，你更可能接受第二次賭博。和承受真實損失的100美元相比，你更願意去冒險損失200美元。

在這個例子中，現在的情況是賭輸了第一次，你損失了100美元。未來的情況會出現兩種可能的結果，每一種出現的機率都一樣。卡尼曼和特維斯基表明人們寧願去冒險也不願承受確切的損失。用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話來說，在損失的情況下，人是尋求風險者。

現在讓我們想象一下，第一次賭博你贏了100美元。你那輸錢的朋友叫你翻倍或抵消。如果你接受第二次賭博，有50％的機率你會贏200美元，50％的機率你什麼也贏不到。期待的可能後果又是相同的，即100美元。因為新賭局的期待效益等同於你之前贏得的價值，你應該有同樣的可能性去接受或拒絕新賭局。理論上，你接受或拒絕第二次賭博的可能性沒有不同。現實中，你又表現出不同了，你更可能拒絕第二次賭博。

在這個例子中，現在的情況是你從第一次賭博中獲益了，贏了100美元。將來的情況包含兩種可能的結果，每種結果發生的機率還都是一樣的。卡尼曼和特維斯基表明，在收益的情況下，人一般都是規避風險者。這意味著，在有了確切的收益之後，人就會避開風險。

在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研究中，他們創造了一個虛擬情境，在該情境中，人們能夠很好地理解現在和未來。比如，他們知道他們剛剛贏了或輸了100美元。“贏家”和“輸家”面臨一個未來的不確定的選擇。儘管有這種不確定性，但人們知道未來僅有的　“正面或反面”　兩種可能後果的精確機率。他們也知道這兩種後果的結局。如果他們拒絕再賭，他們的狀態就不會改變。如果他們願意再賭，他們的結局將會比開始第二次賭博前或是再多100美元，或是更窮。

在生活中，決策是很少能如此清楚的。某一天我們覺得自己是贏家就想去冒險，而第二天我們覺得自己是輸家就不想再冒險，即使我們的客觀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