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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錢拿出一部分，給這位貧病交加的戰友。當時，他沒有把到壁山見鄧平同志的情況告訴我，為的是保守秘密，不讓那個我知道鄧平同志住的地方。

國鋕的確是脫險了！他已經遠離重慶、當沙磁區的同志得知國鋕機智、勇敢地逃出敵人魔掌的訊息時，他們是那樣的歡暢！適存高商學校裡見到國鋕的同志，悄悄地向其他的同志報告這一喜訊時，都十分驕傲、自豪，他們說：“國鋕不只是機智、勇敢逃出虎口，而且他逃出虎口後想到的是同志、是黨，他沒有為自己的危險境地而驚怕，而是鼓舞同志們要勇敢鬥爭，要善於隱蔽！”然而沒有幾天，同志們卻聽到了國鋕被捕的訊息，他們既不相信這是事實，但確在他們中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國鋕被捕傳聞的細節，有的說他回到重慶找我被捕了，有的說被敵人跟蹤了，有說是謠言。然而，國鋕的確被捕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當我4月14日在李子壩武漢療養院同張德明會見之後，張德明被叛徒出賣，於1948年4月17日在北碚被捕了。這個市委副書記、國鋕的上級在敵人的刑訊下叛變了，供出了國鋕的去向。徐遠舉從這個叛徒口裡得知了劉國鋕的下落，簡直欣喜若狂！當即同榮昌匪特通了電話，讓榮昌方面做好準備，並親自同二處特務作了詳細、周密的安排。他向行動組長漆玉麟交代說：“你要知道，季縷已經夠滑頭的了，可是這個劉國鋕比季縷還要滑。你大意不得一點”。你們到榮昌去，不要坐軍字號牌的汽車，我給你們借一輛商字號牌的車子。你們到離榮昌縣城還有一公里遠的地方就下車，步行進城，讓汽車開到銀行旁邊停下，向司機交代對外說是重慶銀行的人坐的”。並對漆玉麟千叮嚀萬囑咐，一再強調決不能再讓劉國鋕跑掉等等。特務組長帶著警衛組長黃聲揚、陳林、章加三人，化裝後坐了一輛銀行的小轎車就兼程出發，當天下午趕到了榮昌。特務們按徐遠舉的部署，立即同榮昌縣政府聯絡，他們同榮昌縣政府、榮昌縣黨部主任密商後，連夜決定了逮捕劉國鋕的各項行動、緊張地部署了一切。

我是4月16（或17日）日到榮昌的，國鋕比我早去兩、三天。這是國鋕大姐夫郭家，他大姐夫比國鋕約長一、二十歲，因二伯無後、自幼過繼二伯，早年出嫁在郭家，很少同弟兄見面。我們在郭家是作客，國鋕說是陪我回家去見未來的岳父母，因而受到郭家盛宴款待。郭家是當地大財主，人住在縣城，鄉下有許多土地，還有碉樓之類。我和國鋕商定，只能在縣城呆兩天，然後就說同去鄉下玩耍，國鋕藉故留在鄉下，由我返回縣城內來等候與組織聯絡，過一段時間再看情況是否回重慶的問題。無論是國鋕和我都沒料到事情發展地如此迅速，絕沒想到冉益智已經被捕而且將我們出賣了。我們還在研究著各種方案、準備下一步的工作。1948年4月19日清晨四、五點鐘，天還是漆黑的，國鋕已經發覺了特務包圍了住處，立即跑出郭家後花園，到了城牆的缺口處，試圖再次逃脫。但特務們已是層層包圍……我躺在床上，聽到院內急促的腳步聲，然後是眾多的跑步聲，只聽喊道：“快！快！跑了！又跑了！”我這時一動也沒有動，只盼望國鋕能跑掉，我是跑不掉、也不想跑了。特務隨即闖進我的臥室，掀開蚊帳，喝令我起床，拿著照片，不管我回答的什麼名字，押著我就往外走。這時，這街上沒有行人，特務將我押進榮昌縣政府，我聽到國鋕的聲音：“你們憑什麼抓人　？＇…＇”進入一間屋子時，我看見國鋕已先到這裡，手上戴著手銬。

特務們沒有在榮倉停留，當即將國鋕和我押進一輛小轎車。我倆在後座的中間，兩邊各一個特務，司機旁邊還有一個特務。這時，我才注意到馬路上有很多持槍的傢伙，我們坐的這輛車前後還有吉普車、卡車……車向重慶方向駛去。我在想：究竟是誰叛變了？我仔細地回憶幾天來的一點一滴每一個細小情節，可我這天真、幼稚的腦袋，怎麼也沒有想過國鋕的上級、我的入黨監誓人……。我是那麼真誠地希望只有我一個人被捕，我感到沒有盡到保護國鋕的責任，我難過……。當我想著、凝視著他的時候，他是那樣鎮靜、安詳，他艱難地伸過戴著手銬的左手，緊緊地握住我的右手，輕聲地說道：“小東西！堅強些！考驗我們的時刻到了！”一股巨大的暖流流到我的全身，我笑了。這時，我才感到：他哪怕成了囚犯，也一樣給我巨大的力量，我似乎是幸運地還在他身旁。這是我們最後能緊緊地靠在一起的時光，讓溫暖永遠留在我們身上吧。他旁邊的一個特務拿出一張照片向我們中間遞來，向著國鋕說道：“少爺！你究竟有多少女朋友呢？這個也是嗎？”特務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