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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會想到其實是自己一度喪失原則縱容他走到如此地步，又難免自恨不已。

不過林鳳致的個性，是面臨“事已如此”的情勢時，不會一味怨天尤人後悔不迭，而索性將沒用處的懊惱全部擱置，專心致志考慮破眼下的難局。人生之路其實是一條無法返回的直線，既然回顧無效，不如一直往前看。

在朝野對劉秉忠的攻訐達到白熱化的時候，內閣大臣也不是沒做調停的努力，其實有《止亂揭》的呼籲在前，如今京師又仰仗京營兵力保護，輿論也不能拿劉氏過分如何，只是不救皇陵委實是個大過失，連劉後也不太好為兄長說話，這個時候只能希望劉秉忠態度稍微服軟一點點，公開上疏認罪，表示以後將功贖過，清議的苛論也就能平息下去，這個分歧危機便可以度過了。

但劉秉忠始終默不作聲，或許並不認為不發援軍救房山是戰略錯誤；或許被清議罵得狗血噴頭惱羞成怒，實在下不來臺認錯；又或許他已經乾脆下定反叛的決心，不屑於再分辯名聲，要拿武力來解決一切？種種可能，使眾人猜測不已，並隨著劉氏拒絕發言的緘默，越發忐忑不安。

在這樣的惶恐氣氛之中，日子不知不覺滑到了正月底，京中流言滿天飛，甚至有人開始言之鑿鑿的說劉太師當真打算叛亂，連旗號都制好了，只待選個日子動手將文官們全部綁架，劫持太后改朝換代。連殷螭也以此為藉口，整兵控制住了南城外門，不再接受劉氏調遣，劉氏也同樣扼住了內城三門，拒絕與殷軍往來。城外蠻族逼近，城中有內亂分裂可能，市民們想跑都沒法跑，不禁哀聲一片，只催促大臣們趕緊想個辦法解決問題。

這個時候太學生們自然也要做努力，由國子監祭酒帶頭去拜訪閒住在家的前首輔劉崇義，希望他從大局著眼，勸說兄長侄子們不要叛亂，忠心為國，抵禦外敵。劉崇義在內閣的時候吃夠了言官攻訐的苦頭，對清議派人士難免保持著戒心，一再稱病不見。太學生們便連日堵著他居住的米麵衚衕請見，鬧嚷得四鄰不安。同時因為劉崇義的嗣子劉楝也是國子監出身，諸監生同他有同學之誼，想要託他向父親進言，劉楝未置可否，於是也挨同學們大罵了一通，紛紛表示和他割席絕交。

然而劉楝並非不想挽回自己家族誤入歧途的處境，在國子監同學罵過他之後沒兩日，便有人流傳出一份劉楝所寫的《上父書》，乃是劉楝對嗣父劉崇義與親父劉秉忠同時作出誠懇悲痛的勸諫，從劉氏自國朝定鼎以來歷代所受國恩寫起，分析眼下局勢，勸告家族中人，縱使逼於無奈也萬萬不可行差踏錯，遺臭萬年！不救皇陵之事，父親的確有著諸多顧慮，在情勢不明之下，不敢貿然出師也是情理之常，並非有意要陷先帝陵寢於敵手，但保住京城雖是至關重要，皇陵失陷卻也委實愧對先帝，便自認過錯又有何妨？人臣的委屈，難道不能置於國朝體面之下？

《上父書》最後是一段極其悲愴無奈的話：“不孝男楝，亦久受公論之欺，揹負盜賊之名，如墮荊棘叢，動輒掛礙，復有何樂？然人之所寄於一世者也，非權非利非名，乃耿耿自明之心矣！為公者庇萬民之福祗，為私者敬慎獨之誠摯，公焉私矣，其實一也，又何惑哉！伏幸豁然，以悟大是，至望至望！”

劉楝自清和五年壬申鄉試奪取狀元，被指責有弄權舞弊嫌疑之後，便一直處於輿論的譏評之下，哪怕覆試洗刷清白，哪怕他憤然不再參與會試，自己杜絕仕途之路，也逃不脫權臣子弟仗勢奪魁的惡劣名聲，連平素最交好的同學徐翰也迴避往來，劃清界限，心裡是何其冤憤？而冤枉他的，卻並不是什麼惡人，而是“公論”——公眾的輿論將他釘上恥辱柱，定性如盜賊，到處都遇到怪異眼光，自己覺得人生直如墮在荊棘叢裡一般，動輒得咎，痛苦不堪，因此以這樣的比喻來勸說劉秉忠不要因為言論的苛責、個人的委屈，就一怒鋌而走險，置大是大非於不顧，將國家、家族、個人，都拖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這封《上父書》流傳出來的時候，劉秉忠與劉崇義不消說都已經收到了兒子的勸諫，這兩個做父親的有無感想，外人不知，但瞭解劉楝遭遇的人讀到這些話語，卻均為這個一直含冤蒙垢的不幸狀元扼腕嘆息一回，同時輿論對劉氏的壓力也無形中改變了一些，從譴責轉而為要求——要求他們為國為民負責。

《上父書》乃是私信，卻遭洩露，同時給家族帶來議論，對父親名聲產生影響，做兒子的劉楝不可能不受到更大的壓力。所以在書信洩露、滿京流傳後一日，劉楝便留下“揚父之愆，博己之名，不忠不孝，何以為人子？”的遺書，自縊身亡。

這遺書以血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