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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作最後掙扎，正加緊對敵佔區的統治，加緊對邊區的封鎖、“掃蕩”、“蠶食”與掠奪。

敵人在戰術上基本還是強調高度分散配備。

第一線據點大多由戰鬥力較強的日軍守備；其後的堡壘、據點大多由偽軍守備。

初步統計，光北嶽區已經有敵人據點與堡壘一千多處，比國民黨在中央蘇區構築的堡壘密度還要大。

敵人的分割政策還在繼續，由溝到牆，由一道溝到縱深的幾道溝，在晉察冀與晉冀魯豫、晉西北之間，在冀中平原與北嶽山區之間，以至邊區內的各縣之間，都在挖溝壘牆，加緊封鎖，掠奪物資。

我們應該以地方武裝為主，不斷開展廣泛的游擊戰，“配合政治攻勢，瓦解和消滅偽軍與偽組織，相機收復一些地區”。

“由於敵之側後存在著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鎖溝外的活動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這樣我們才能避免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厄運。

結合八路軍總部的有關指示，和前述思考的結論，從1941年12月到1942年3月，聶榮臻組織了兩次聲勢浩大的政治攻勢，拉開了向“敵後之敵後”挺進的序幕。

經過寨北會議，統一了高階幹部的思想，向“敵後之敵後”挺進的積極性大為提高。

各部遵照聶榮臻指示，先後派出有幾十名到上百名武裝人員組成的武裝工作隊六十多支，在人民群眾的幫助掩護下，順利越過敵人的封鎖線，攜帶數百萬件宣傳品，針對不同物件開展工作。

如對日軍，都是由“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朝鮮獨立同盟”的成員進行工作。

他們深知日軍內情，宣傳品內容豐富多彩，針對性強。

宣傳品是用日文寫的，日軍都看得懂。

這使許多日軍士兵及一些下層軍官產生了思鄉厭戰情緒。

對偽軍偽政權人員和他們的家屬，武工隊透過關係，召開多種形式的座談會，收到了良好效果。

他們對日軍必敗，偽軍政人員應及早棄暗投明的道理聽得很入耳。

有些死心塌地敢於頑抗的偽軍政人員，武工隊堅決予以鎮壓。

對人民群眾的宣傳形式更是活潑多樣，隨隊行動的文藝工作者，向群眾演出了短小精悍的話劇、快板、歌曲等節目，揭露日軍暴行，宣傳根據地軍民的抗日事蹟，使敵佔區人民群眾受到極大振奮。

日偽軍則隨著政治攻勢的深入越來越惶恐不安。

聶榮臻從開展政治攻勢的勝利簡報中，深感到“敵後之敵後”去活動，是打破敵人封鎖、“蠶食”政策的有效方法。

因此，1942年5月15日，他進一步明確提出：“各地正規軍，特別是平原地區，必須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規軍隊，以連營為單位，分散到各縣去活動，到敵後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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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向敵後之敵後挺進（2）

正當到“敵後之敵後”的活動在北嶽區逐步展開的時候，岡村寧次又集中兵力，向冀東和冀中區展開了大規模的“掃蕩”，兩區特別是冀中區遭受了重大損失。

冀中區所受的重大損失，促使聶榮臻更加堅定了向“敵後之敵後”挺進的決心。

1942年9月中旬，他在晉察冀邊區黨政軍高階幹部會議上指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寇對敵後的進攻，日益嚴重。

日寇已確定把華北作為‘大東亞戰爭的兵站基地’，具有確保華北的決心……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反覆長期的‘掃蕩’、‘蠶食’與‘清剿’，都說明了敵人的企圖。

”“我們不應該把反‘分割’、反封鎖與反‘掃蕩’割裂開來看。

敵之封鎖、‘分割’，把我們區域劃成許多小塊，即是為著便利於‘掃蕩’、‘清剿’，在一定的區域內徹底摧毀我們的下層基礎，以達到其所謂‘掃馬糞驅蒼蠅’的目的。”

“其實，反‘掃蕩’雖苦，但時間不長，而‘蠶食’的危害性卻更大。

‘蠶食’易於使我們麻痺與疏忽，以致‘蠶食’到我們的要害。”

因此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到敵人後方去開展游擊戰爭，從而更明確地提出了向“敵後之敵後”挺進的鬥爭方針。

他說，今後必須把游擊戰爭開展到“敵後之敵後”去，正規軍要這樣做，地方軍更要這樣做。

一切強調敵後據點、公路的稠密，堡壘、溝牆的封鎖等等困難而不敢積極去活動，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