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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目的分成內在與外在,以外在目的來說,戰爭只是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此目的是仁慈的,是救國救民的,戰爭內在的目的則是殺敵至果,要壓迫敵人放下武器,要敵人臣服於我們的政治意志。因此以目的的層面來說,一個拿戰爭作為手段,一個是戰爭本身的目的,其目的只有殺敵至果,不能考慮別的事情,而外在的目的也絕不能顛倒,所以要救自己,也要救別人,這一方面就變成戰爭論中一個重要的要項。戰爭的本質在以戰止戰,以目的來說兩者不同,以手段來說,戰爭絕不能濫殺無辜、趕盡殺絕,但是內在的戰爭是殘酷的,如果外在仁慈,內在則是殘酷的,就如父親所說:“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酷。”
戰備支援
我擔任第三廳副廳長(相當於現在的作戰次長)時,因為廳長病故,我代理廳長參加國防會議。在某一次國防會議中,“國防部”提報一個反攻的案子,在報告中說我們有資財可以支援反攻作戰四十八天,最後我分析這個案子並做了一個結論———本案只能支援八天。父親聽了之後很生氣,因為其他人報告時都說可以支援四十八天,前後相差太多。這麼大的一個反攻作戰計劃,登陸後只能打八天,到那時候又不能撤退,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父親當時朝著參謀總長看,總長朝著副總長看,副總長就朝著次長看,大家都無言以對,其實他們也是無辜的,因為錯誤出在第四廳。不過,父親非常仁慈,從不令部下緊張,當時他就回過頭來對著我說:“蔣代廳長,你說只有八天的支援能量,是從哪方面來看?”我說:“報告‘總統’,所有的支援都足夠維持四十八天,或是四十八天以上,所以他們報告有四十八天的支援量,但是我們只能以後勤物資最少的支援量來做打算,因為其中一樣東西沒有了,其他的東西再多也沒有用處,所有的物資中潤滑油只能支援八天,沒有一輛車子到了沒有潤滑油時,還能加汽油就走的,所以我說本案只能支援八天。”後來父親還大大地稱讚我一番,並告訴我一個參謀作業必須如此細膩。我舉這麼一個例子,是因為相似的例子時常發生,向元首報告必須注意,攸關戰略的才是重點。
預備役
我們的預備役不健全,對國家而言是一種浪費。“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為了那一朝,都得養著,這是不行的。要發展預備役,保持預備兵的能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現在為止,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在民間的職務都已經是經理級以上的人物,但是他們的官階只是預備役少尉、中尉而已。有一次我在瑞士去看一個朋友,他是一個銀行經理,我到他辦公室去,他正在寫東西,我問他:“一個銀行經理還需要自己寫東西嗎?”他說他在做一個演習作戰計劃。他是預備師的師長,每一個月他都要請團長級的人聚餐,包括師部參謀長、第一科至第四科科長、第一團至第三團團長、炮兵團團長以及其他直屬部隊的營長,每一次聚餐都討論一個問題,同時團長回去後會找各營營長聚餐;依次類推,營長找各連連長,連長找各排排長,排長找各班班長,班長找本班的兵,都是一個月見一次面,討論問題,所以瑞士全國皆兵。反觀我們這兒什麼都沒有。我在三軍大學創了一個專有名詞,中國人的計劃、行動都是“太監式的”———做了一半,下面沒有了。我在三軍大學一提出這個名詞之後,他們在作業上就提高警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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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守一體制
一個防禦計劃一定有一個逆襲計劃,敵人打進來時,我們如何把他打出去,保持我們的陣地;此外,如果我們是守勢,守勢計劃的最後一段則是轉移攻勢的時機與方式。我們對於“攻守一體制”叫了很多年,但始終沒有做好,如何從守勢轉移攻勢,在哪種時機轉移,以哪種方式轉移,為了這種有計劃的做法,聯勤的生產一定要有策劃。如果我能夠早十年當聯勤總司令,我就可以把國軍發展到相當程度。我曾經說過:“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臺後,只花了六年的時間準備,就敢發動歐洲大戰,希特勒是以五十年以前的德國工業來備戰,打一個五十年以前的戰爭,現在以臺灣的工業基礎,給我六年的時間,我絕對可以讓國軍打回大陸去。因為以中共當時的工業基礎而言,除了拿到一點二次大戰所留下的武器之外,只有愈用愈壞,愈用愈少,敵不過我們所建立的新軍,只要給我六年的時間,我們一定可以打回大陸去。而且經過六年之後,大陸人民對共產主義也厭倦了,所以這場仗很容易打,只可惜我當聯勤總司令的時間太晚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當我們有機會反攻時,美國又百般阻撓。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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