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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團長。其間發生了一個插曲，公文中原來寫明是“戰車第一團諶志立少將另有任用，遺缺由該團蔣緯國上校原階升充”。送到父親那邊以後，父親將“上”字圈起來，改為“中”字，結果我是上校副團長升為中校團長。我向來對職位的高低沒有特別注重，只要上級指派，我就全力以赴，所以我對降級一事覺得無所謂，如何使戰一團上軌道才是重要的事。

進入裝甲兵（3）

特種兵團的編制是少將，不論是任官、授階或受職都由父親親自來頒授，那時候有五個團長同時授階，分別為戰一團、戰二團、戰三團、裝炮團、裝汽團。我們傳統的習慣是授印，我向父親分析並建議改為授旗，因為授印是授權，世界各國都採用授旗，其意義是在授責，心理上的感受不一樣，與授權不同。父親同意我的分析，並接受我的建議，將儀式改為授旗，那一次也是國軍第一次改用授旗儀式，我們團裡面也都改以授旗為儀式，不過可惜國軍並沒有普遍做到。過去授勳的物件是一個人，如果是團體行動，就把勳帶掛在旗上，我們從外國軍旗上的勳帶就可以知道該團的戰績，我們戰一團也開始實施這個制度。

三十六年七月沂蒙山區被中共部隊佔領，徐州也落在中共手裡，山東等於已經淪陷。美援總署有幾個倉庫位於該地，我就派了一個卡車的部隊，以及一個戰車排掩護，突穿到敵人後方搶救物資。我們搶救了十幾輛卡車的皮夾克，袖子是呢製品，內裡是毛製品，穿起來還蠻舒服的，我把那些皮夾克發給戰一團每位官兵以及戰二團每位軍官一人一件，他們都高興得不得了。

裝甲兵一營有三個戰車連，另外還有勤務單位。當時政治指導員也要每人一輛戰車，但是我們在裝備上並沒有這種編制，而且隊上也爭取不到，所以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要上戰車，就要充當車長，一方面作政戰，另一方面還要參加戰鬥。而且他們要先接受車長的訓練，如果能夠指揮該戰車上槍炮的運用，以及明瞭戰車路線，我就把副連長的戰車讓給他們，讓他們執行副連長的職務。換句話說，我們就用副連長兼政治指導員，或是指導員兼副連長。我還告訴他們，如果考試不及格，就不能在戰車上擔任職務，要負責後方補給、傷患照顧等事，並負責後方指揮所的各種事務。他們也接受了這種分配，後來大部分政戰人員都在後方負責後勤，因為他們無法進入狀況，戰車裡面不僅溫度高，氣味也難聞，呼吸很困難，同時待在裡面的時間也很久，再加上天氣熱，一次戰鬥下來，有人甚至口吐白沫，躺在地上，非常疲勞；同時，他們也不懂機械方面的知識，無法配合作戰。不過，他們雖然負責補給事務，但仍然在第一線，稱為前方整補。

戰鬥時，士兵們大半是上身受傷，因為他們在打得眼紅後，喜歡從炮塔蓋子裡面鑽出來，一不小心就受傷了。每位官兵都有二塊血型牌，上面寫明兵籍號碼及血型，一塊帶在身上，還有一塊在官兵陣亡後取下，列入傷亡統計，這種就叫做“墳墓勤務”。官兵埋葬的確實位置，都要在地圖上標出，等到戰鬥完畢，再去收屍。

許多制度建立好以後，官兵計程車氣都很高。有一次我們進行夜戰，有關的地形與路線，我們都在白天偵察好；我在後方點兩堆火堆，戰車則向後對準火堆來決定自身的位置。作戰開始時，每個士兵手上都有一張大比例尺的地圖，所以他們都知道自身的位置，再加上我們在白天已經先偵察好地形，每一輛戰車都知道自己的路線。到了目的地後，我用無線電下令炮彈齊發，這時步兵在旁邊跟進，我一下令停止，戰車火力一停，步兵就向前衝鋒，進入敵陣。那一次夜戰相當成功，敵人也沒想到戰車居然參加了夜戰。

（三）裝甲兵司令部參謀長

我當了裝甲兵上校參謀長之後，徐庭瑤指定吳文芝當副參謀長，他也是陸軍十期的。徐庭瑤曾經保送過一批人到美國學裝甲兵，大都是陸軍九期至十一期的，所以他手裡面有一些籌碼。我雖然是參謀長，但是他並不重用，樣樣事情都讓吳文芝操縱，後來甚至明升暗降，把我調為副司令，吳文芝升為參謀長。事前我一點都不知情，父親也不知道，因為升為副司令不需要元首批准。

（四）裝甲兵司令部副司令

徐庭瑤將軍有一批自己培養的第十期及十一期的軍校學生，吳文芝是其中之一，徐將軍為了要升吳文芝為參謀長，就把我升為副司令，事實上，我變成上有司令，下有參謀長，反而沒有實權，不過從不跟他們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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