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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時，歐洲風氣仍然很保守，特別是德國。

在德國時我認識了一個女朋友，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兒，我們是在一次聚會中認識的，兩人非常投緣，後來我經常受到伯爵夫人邀請，到她家去參加茶聚。德國那時流行英國式的茶聚，由主人發請帖，時間大多是在星期三或是星期四的下午，主人會準備茶點招待客人，接到請帖的人則自己決定是否參加。我參加過幾次伯爵夫人的茶聚。

伯爵夫人的女公子身高六尺三寸，我與她交往半年多，她常邀請我到她家作客，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單獨出去過，連手都沒有拉過。我常常講一個笑話：“我跟她見面，她總是躺著的。”其實是因為她太高了，如果她站著跟我說話，我就要昂首看她了，所以她通常躺在斜椅上，我坐在旁邊的椅子上跟她聊天，對我的德語訓練幫助很大。

半年多以後，我到德國南部接受入伍訓練，開始過軍隊生活。那時有一位李澳帕德·史特考夫斯基（著名的音樂指揮家）的離異妻子和女兒兩人到德國南部避冬。她們住在一個家庭式的旅館，史特考夫斯基夫人時常邀請我們到她們住處去，我也因此認識她的女兒，她的名字叫桑雅（Soya）。她們兩個人都對我非常好，我們經常三人一起出遊。

我與異性朋友都不曾有過肌膚之親，不像現在的人把感情看得如此輕率。從前的社會風氣很保守，我也在這種保守風氣中度過我的雙十年華。大部分時間，我的消遣就是爬山、滑雪。後來我還參加了兩次沒有火藥的戰爭（即德國佔領奧國與捷克蘇臺登區）。我也沒有時間交任何異性朋友。

第二次大戰爆發後，我奉命離德返國，路經比利時的時候，有人要幫忙做媒，對方是蔣百里將軍的三小姐蔣英。當時我考慮到回國後要做一個基層幹部，凶多吉少，所以我就拒絕了。沒想到她是一個共產黨，幸好我當時沒有答應別人替我說媒，否則蔣家因此出了一個共產黨，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我當時一心一意要做一個職業軍人，急著趕回國內參加抗戰，便逃掉了男女關係的一劫。

在美國時，因為任務移動得很快而且頻繁，所以也沒有機會與時間去交女朋友。曾經有一次，有人想說媒，我也沒有答應。因為當時我的想法就是我回國後要當排長，在槍林彈雨中，生命沒有任何保障，所以我就處處避免有感情上的負擔，連進一步的接觸都拒絕了。二、先室靜宜

回到重慶後，我沒有被立刻分發到部隊。那段時間我參加社會活動比較多，以我家庭的關係，與異性接觸的機會很多，但是談不上有男女朋友的關係，只是增加很多的社交活動。

求學時代（2）

回國後第二年，也就是民國三十年，我跟著何應欽將軍到西安。西北的女性非常少，更談不上有交友機會了。有一次，何將軍集合部隊講話，那時紀律非常嚴明，我在臺上看見臺下有一個士兵搖晃了一下之後，就筆直地朝前倒下，我一見狀，立刻飛身過去，單腿跪下，在他倒下之前，把他接住，然後把他抱到陰涼的地方，那時我才發現“他”竟是一位女兵。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才知道原來西北軍有一隊是專門訓練女幹部的。

從小的生活發展，造成我對男女情感之事看得很淡。再加上我自小練功，平時的精力都消耗在鍛鍊身體上，根本無心去談男女之事。所以我個人對於男女情愛一事看得很淡薄。

我在西安時，認識了幾位小姐，那時母親也催我趕快結婚，我請示父親之後，就和石家小姐訂了婚。當時也有許多人想替我做媒，結果因為機會不湊巧，沒有進一步接觸，所以也就變成了一件不存在的事情。當時如果不是母親催我，我仍然沒有結婚的打算，抗戰未成，何以家為？

民國三十四年，我與靜宜在王曲七分校的常寧宮舉行婚禮。常寧宮是古名，當時是七分校的辦公地點，大家仍舊沿用古名，胡宗南將軍取其吉利，便在常寧宮佈置結婚禮堂。父親到西北視察時，也是在常寧宮召開軍事幹部會議。我本來是第一師第三團第二營第五連連長，後來為了父親要到西北開軍事會議，他們挑選了一些人，成立第十連（即護衛連），由我兼任連長，負責訓練事宜，父親到西北時的內衛就是由第十連擔任。那時候我幾乎一星期沒有睡覺，不過當時年紀還輕，也不在乎。常寧宮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具有紀念性的地方。

民國四十二年，我先室病故，那段時間我很灰心。關於我先室病故的經過情形是這樣子的：當時她的預產期已經過了兩個禮拜，十月三十一日父親生日當天，我們在軍官俱樂部舉行慶祝晚會；我母親又正好生病，住在廣州街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