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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會點就可以算出距離，再由仰角算出高度，由高度與距離的變化可以算出速度。如果八八炮缺乏瞄準鏡，就沒有用處可言了。德軍在入伍時，不論工兵的裝備、通訊的裝備、兵工的裝備都要學，所以到了軍官學校後，不像我國的軍官學校還有基本訓練。

德國的軍官學校學生要學習騎馬、跳舞、劍術，才能成為真正的軍官。這些科目我都學得很好。一位軍官會開吉普車沒什麼稀奇，而且坐在吉普車上的威風與騎在馬背上的威風相較之下，實在遜色很多，養成的性格也不同；同樣的，打手槍與鬥劍所養成的性格也不同。我最得意的是那一年放暑假時，我到柏林去向一位很有名的劍術老師學習一個月，等我回到慕尼黑軍校與老師鬥劍時，可以說是所向無敵，而且三兩下就把老師手裡的劍打掉了，旁邊觀看的女孩子也瘋狂地叫喊。

希特勒曾經召見軍官學校學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在德國那段時間，我見過希特勒三次。我與其他高階將領也見過面，但談不上有交情。我與萊謝勞將軍比較有聯絡。

後來我到LEIPZIG（中文譯名為萊比錫，聽說蒙古西征時一直打到萊比錫，主將拔都騎在馬上，手裡拿著長槍，啪的一下就把守城指揮官的腦袋敲下來），待在第七軍團。軍團完整的名稱叫做army courp，我們現在把army稱為軍團是錯誤的。我們的編制是師—軍—軍團，德國的編制是師—軍團—軍，而且是野戰軍，所以他們的集團軍比我們高一層。第七軍團是一個摩托化與機械化的部隊，所謂機械化與摩托化的不同處，在於摩托化部隊在戰鬥時要下車，在車上就可以戰鬥的稱為機械化，例如戰車部隊、裝甲車。我在第七軍團當了幾個月的見習官，他們一方面派專人為我介紹德軍的編裝、戰術思想，讓我進入狀況；另一方面，Courp屬於一個戰略階層，所以他們也為我講解野戰戰略。我另外有一個基礎打得很好，我在國內時不過是個預備軍官，到了柏林後，他們派我當蔣百里將軍的侍從官，我在蔣將軍身邊兩個多月，他一有空就跟我聊天，他也聽別人說過我對德國的關係，所以他特別喜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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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德國（7）

我在軍官學校畢業後被分發到奧德河畔的步兵第八師，該師是山地兵，靠近波蘭前方。當時德軍預備向波蘭發動鉗形攻勢，兩翼採取攻勢，我們的基地是口袋底，任務是守勢作戰，在德軍向波蘭發動攻勢後，預防波蘭軍隊突穿口袋底。我自慕尼黑軍校畢業後，先到柏林，再從柏林出發，預備到波蘭邊境。就在那個時候，我接到國內要我離開德軍回國的命令，時間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德國在九月一日攻打波蘭，而我則在九月十六日離開歐洲。我先在柏林住了幾天，然後到比利時、荷蘭，我在阿姆斯特丹搭乘一條德國輪船，從荷蘭到美國紐約。因為蘇伊士運河已經封鎖了，無法直接從歐洲回到中國，所以先從大西洋到紐約，再從太平洋回來。

我出國前已經是少尉預備軍官，到德國後，我重新入伍，再進入慕尼黑軍官學校，最後以德國陸軍少尉的身分離開。我在德國留學時，歐洲的風尚相當保守，男女朋友連手都沒有拉過，我們在德國過了一段相當正常的交友關係。我收穫最大的就是在柏林大學讀了四個月語言訓練班，成績遠超過在國內學習十年。此外我在伯爵夫人家學習到歐洲一切生活教養的習慣，也是我在德國重要的收穫，這是一般留學生無法接觸到的。

赴美受訓

一九三九年，我在荷蘭上船，準備搭船赴美，結果在比利時遇見蔣將軍的三小姐，其實我們只見過兩次面，但是因為有人要為我們說媒，所以印象比較深刻。當時我沒有答應，因為我認為我回國後當一個排長，一場戰爭打下來凶多吉少，我又何必不負責任地製造一個寡婦呢，所以我不想結婚。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我的選擇是對的。

離開德國後，我到了美國，預備從美國回國。沒想到到了美國後接到武官軍事委員會傳過來的一個命令，我國有一位空軍中校蔣孝棠奉命到美國視察空軍學校教育、後勤管理與部隊訓練，因為這位中校英文不太靈光，所以上級臨時派我做他的隨從官。他是我們蔣家孝字輩的，換句話說，他是我的侄子，但是在階級上，他是中校，而我只是少尉。

美國當時沒有獨立的空軍，只有陸軍航空隊、海軍航空隊，我們大部分都是參觀陸軍航空隊，不論學校、部隊或是工廠都有，他們的工廠大部分都是民營的，我們也參觀他們的後勤及電信裝置，從西岸一路看到東岸。這位蔣孝棠中校，他比我小一輩，但是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