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3/4 頁)

制和綜合安全保障的重要性；遵循防衛費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1％的規定，從質的方面提高防衛力量。輿論認為，竹下內閣不像中曾根內閣那樣鋒芒畢露，給人以鴿派印象。

多對外政策方面，他表示將繼承中曾根路線，並起用中曾根派的字野宗佑為外相，特請中曾根籌建“高水平”的和平戰略研究機構，為其外交政策出謀劃策。但從他上臺後提出的外交政策，以及展開頻繁的出訪活動看，逐漸突現出與中曾根有別的竹下色彩。

首先強調推行和平與誠實的外交。竹下登在《創造向世界開放的文化、經濟國家》一文及施政演說中說，要立足於世界，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為世界做出貢獻，形成多邊而開放的市場，使日本的發展寓於世界繁榮之中。

其次是，他主張以日美友好為基軸，加強與自由世界的連帶關係。他強調為確保日本的安全和繁榮，為亞太地區的安全，乃至解決世界範圍諸問題，都必須與美國緊密合作。他把緩和當時日趨緊張的日美經濟關係作為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務。因而上臺後根據美國的“要求”，為美國挑擔子：一是出席東盟首腦會議和訪問菲律賓，許諾為創設“東盟、日本開發基金”3年內提供20億美元；為協助阿基諾政府穩定政局，決定提供800億日元貸款及用於修路的140億特別日元貸款。二是1988年1月訪問美國，並作出了一系列許諾：修改旨在增加駐日美軍經費的特別協定。②關於向美國開放12種農產品市場問題，原則上接受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建議。③同意美企業參加特定公共事業等。三是1988年2月25日赴南朝鮮，參加盧泰愚的總統就職儀式，並與盧泰愚舉行了會談。就增進雙方的合作關係，共同促進漢城奧運會的順利召開、成立21世紀委員會設想，貿易逆差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特別是，對盧泰愚要求為其與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改善關係“搭橋”問題，竹下表示了想積極起中間人作用的熱情。

第三、重視亞洲政策。1982年竹下曾強調“亞洲重點主義”為其一貫主張，日本應在亞洲發揮巨大作用。竹下登上臺後強調，在以日美協調為基軸的同時，加強與亞太國家的關係，特別是以增進與韓國、中國、東盟等鄰國的關係為主要課題，積極進行經濟合作。他說日本的“故鄉”基點是亞洲。將來，亞太地區國家的政府首腦以平等的地位齊聚一堂，舉行太平洋國家首腦會議是非常有意義的。

第四、對蘇強調一貫的基本方針是，解決北方領土問題而後締結和約，建立真正相互理解為基礎的穩定關係，並繼續根據這一方針，努力開啟日蘇關係僵局，樹立友好睦鄰關係。

第五、竹下登的對華態度具有適應形勢變化的特點。從歷史上看，他曾追隨“敵視中國”的佐藤榮作派，但在田中角榮勢力上升，發展中日關係已是大勢所趨時，他加入了田中派，並積極支援田中恢復中日邦交的方針。此後，他3次參加自民黨及政府代表團訪華。在中日經濟合作問題上，竹下內閣態度較積極。然而，竹下在中日之間的敏感問題上，態度不夠明朗。例如，關於侵華戰爭問題，他說：“對戰爭本身，我想因理解不同而有種種評價，有的認為是侵略戰爭，有的認為是偶發事件。”又如關於參拜靖國神社問題，表示不管以正式還是非正式身分，都不出席該神社將於1988年4月舉行的春季例行大祭。對沿襲前首相中曾根1985年8月15日的正式參拜問題，表示將視中國的反應和國內的動向再做最後決定。但他解釋參加“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的動機時，他說是以樸素的感情，去追悼戰死者及祈禱和平。再如對光華寮問題，1987年10月，他在自民黨右翼政客組織“國家基本問題同志會”召開的會議上說：“日中聯合宣告是日中關係的根本，”但不論對光華寅或對防衛費突破1％的問題，日本都要採取該說的就說，求得對方諒解的態度。“他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3次表態，均反覆強調”三權分立“，謀求”中方理解“，由雙方努力解決等主張。

1988年春天，內閣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發表了日本“不曾侵略中國”，“蘆溝橋事件是偶然的”等歪曲歷史的談話，竹下對此並不以為然。中國政府對此提出了強烈抗議，要日本政府對奧野的言論作出明確的回答。竹下首相為此召集多次國會會議，在會上他對此事既不肯談他對侵略定義的見解，也不肯觸及天皇的戰爭罪責。中國政府嚴正指出：日本政府對奧野的言論和行為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將會直接損害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造成不良後果。

日本國民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