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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走進博爾德一家餐館的那一幕，那個女招待招呼道：“你好，我叫謝里爾（Cheryl）。”她咧開嘴笑著，給了我一杯加了許多冰塊的水。在我的祖國或南亞，沒有人會對一個陌生人如此開放坦率。

至於說到美國餐飲，我可真是懷念我母親做的辛辣食物。儘管我也喜歡法式炸薯條、漢堡包、薯片和番茄醬，我還是從心裡厭煩美國食物，如果能吃上米飯和木豆（dal），或是孟加拉甜肉，我簡直會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在陽光明媚的校園裡，周圍有來自各國的同學，我在博爾德的夏天飛快地過去了。秋天，按照獎學金的要求，我去了田納西的範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繼續學習，在那兒的經歷可是完全不同了。對比科羅拉多寬廣的景色，納什維爾（Nashville）令人消沉，毫無意趣。再者，範德比爾特不久前才剛剛解除種族隔離，甚至連我常去的那家名為“校園燒烤”的狹小餐館，直到六個月以前還都“只對白人”開放。外國學生屈指可數，而且，根本沒有孟加拉人。

我感到孤獨，很想家。冬天很冷，我的宿舍韋斯利大樓（Wesley　Hall）

氣味燻人，我們很快就重新命名它為“韋斯利地獄”（Wesley　Hell）。

暖氣管整夜都砰砰作響。淋浴是那種老式的開放式間格，以我的靦腆拘謹，只好帶著一條長　Lungi　去淋浴，那是在孟加拉人們穿的一種纏腰長裙。

我是那一年範德比爾特大學唯一的富爾布賴特獎學金學者。一開始的課程使我感到厭倦。比起在孟加拉已經做過的那些成熟得多的工作，我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研究生規劃實在是很膚淺。然而幸運的是，很快，我就上了攻讀博士學位的軌道，師從尼古拉斯傑奧傑斯庫—勒根（Nicholas　Georgescu Roegen），一位羅馬尼亞著名教授。

傑奧傑斯庫—勒根教授是校園裡有名的可怕人物。他給許多學生不及格，據傳他毀了許多學生的學術生涯。但是我認為他很棒。他教給我一些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簡單課程，還教給我一些精確的經濟學模式，這些最終幫助我建立起了格萊珉銀行。透過他，我認識到沒必要去死記硬背經濟學的定式，更重要的，是去理解驅使它們起作用的那些基本原則。他還教我認識到，事物根本就不像看上去那麼複雜，是我們的傲慢自大促使我們對一些簡單的問題找到了一些不必要的複雜答案。

當我獲得富爾布賴特獎學金赴美學習時，我肯定全無打算會找一個美國妻子。我設想，在該結婚時，就會像周圍所有的人那樣，透過媒妁之言締結婚約。對於女性我毫無經驗，在她們身邊我極為靦腆。

總的說來，孟加拉相當中規中矩，相當保守的，而在我長大成人的吉大港地區，宗教氣氛濃厚此風尤甚。在我的家庭中，從來不會開放地討論這樣的私事。

1967　年，在範德比爾特的圖書館裡，當一個梳著齊肩紅髮、藍眼睛的美麗姑娘向我走來時，我全無準備。她問我是從哪裡來的。

“巴基斯坦。”我很緊張地回答說。

第二章　一個孟加拉人在美國（2）

這個姑娘很友好，很自然，她對我和我的背景特別好奇。她名叫薇拉弗洛斯坦科（Vera　Forostenko），正在攻讀俄羅斯文學碩士學位。薇拉出生在蘇聯，但是她和她的親人在二次大戰後不久就到美國來了。他們定居在新澤西的特倫頓（Trenton），我立刻就喜歡上了她。

我們相識兩年以後，1969　年，薇拉離開了田納西，回到了新澤西。當時我已經在計劃要返回孟加拉了。

“我想到那兒去和你一起生活。”薇拉說。

“你做不到的。”我回答說。我極為固執：“那是個熱帶國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女性在那兒得到的待遇和這兒可不一樣。”

“但我一定會適應的。”她堅持說。

她不斷地給我寫信，打電話，討論這個問題。每次我找到一個理由來說明這樣一個舉動為什麼行不通時，她就會找到一種反駁的理由。

終於，我改變了主意。

我們　1970　年結婚，搬到納什維爾以南　50　英里一個叫默弗里斯伯勒（Murfreesboro）的城鎮，在那兒，我在中田納西州立大學（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教書。生活平靜平和。1971年　3　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