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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繼續。這種新的思想潮流首先來自英國和法國。所有迄今為止對宗教、國家、社會和經濟的觀念都遭到了置疑，受到理性判斷的嚴格考驗。凡是經不起這種“理性”考驗的東西，就會　—　像在實驗室裡一樣　—　被拋棄。只有人們用理智可以認識的問題，才是真實的，法國人若內·笛卡兒，早在1637年，在他的《方法談》一書中這樣寫道。

人不應該再受陳舊的權威所左右，而應該獨立地和理性地，即“開明地”行事。德國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在他的著名論斷中，總結了啟蒙的含義：“啟蒙是人們擺脫自我受制狀態的出發點。自我受制是一種不受他人指點就無法進行理智思考的無能狀態。這種受制狀態，是自己造成的，如果這種受制狀態的原因不是由於缺少理智，而是因為沒有他人的指點就沒有決心和勇氣的話。那麼Sapare　aude！請鼓起勇氣來！去利用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競選口號。”

啟蒙主義者主張人的自然平等，並認為，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和尊嚴，是任何人都不能剝奪的，包括皇帝。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1689年寫道：“如果我們看到，人在如何置身於自然之中，那我們就看到了：這是一種完全的自由狀態。”

七十年之後，日內瓦的讓·巴蒂斯特·盧騷在他的《社會協約》一書中，說過這樣一句話：“人是在自由中誕生的，但卻又到處給他戴上了枷鎖。”盧騷、洛克、康德、孟德斯鳩、伏爾泰和其他啟蒙運動者要給予粉碎的，恰恰就是這些枷鎖。在自由中誕生的人，也應該在自由中團結起來保衛自己的天生權利。他們應該簽定協約，平等地確定被統治者和統治者的權利和義務。為了不使任何人在國家中權力過大，權力應該分隔開來：一個立法，一個執行，另一個則應該關注這一切是否在正確執行。

根據這個思想，統治者不是由上帝，而是由人民選擇的。他的使命是尊重人的尊嚴、人的自由、人的福祉和促進人的幸福。如果一個統治者不能遵守和人民簽定的協約，或者濫用人民對他的信任，那麼人民就可以罷免他的職務。這種新的革命性的思想，當然遭到了歐洲佔統治地位的專制主義勢力的拒絕。只有奧地利的約瑟夫二世、俄國的女皇卡塔琳娜大帝和普魯士的王儲弗里德里希接受了啟蒙運動的影響。

普魯士王位上的哲人？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當王子時，有過不尋常的童年和青年。“士兵國王”要把兒子培養成為和自己一模一樣的人：“弗裡茨必須和我一樣！”早在弗裡茨五歲的時候，他就讓兒子穿上軍服，和他一起參加騎馬、狩獵、閱兵和演習。而這個王儲卻對軍事和一切“普魯士品質”十分反感。這個聰慧而稚弱的弗里德里希真正喜歡的卻是宮廷的生活和美好的藝術，他特別喜愛法國文學，偏好哲學，創作詩歌並秘密學吹橫笛。而對他父親來說，這些都是愚蠢的荒唐事，他常常為此遭到父親的責罰。弗里德里希18歲的時候，為了擺脫父親的皮鞭，和一個朋友出走，想離開這個國家；但在邊境被抓獲。國王把他們兩人送上了軍事法庭，並判處了死刑。在行刑前，王子雖然得到了赦免，但卻不得不看著自己的朋友上了斷頭臺。這以後，按照父親的意志，他被關進了監牢。

所有這些遭遇和經歷，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年輕的弗里德里希。很快他就順從了父親的意願，在行政管理、經濟和軍隊中學習本領。最後他甚至和父親為他選擇的，他並不愛的公主結了婚。他和公主生活在勃蘭登堡的萊茵堡宮中，但卻終於有了閒暇轉向他所喜歡的音樂和文學，並開始從事哲學研究。他在這裡開始和伏爾泰通訊往來並寫了一本書。在這本書中，他塑造了一個責任心很強又熱愛和平的統治者，在行動中接受了啟蒙運動的影響。人民的福祉高於一切。統治者在他的眼裡只是“國家的第一公僕”。

弗里德里希於1740年登基為普魯士國王，很多人都希望在普魯士王位上終於來了一位哲人，以和平的理念統治國家。在短時間內確實也是如此。登基後沒有過幾天，他就取消了體罰；同樣取消了國王干預司法的權利。他採取措施，讓所有人不論什麼階層在法庭受平等待遇。然後，他又宣告信仰和宗教自由。“在我的國家裡，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方式獲得靈魂的安慰”，這是他的一句名言。

對他那個時代來說，弗里德里希確實是一位寬宏的君主；在他的統治下，普魯士除了傳統的臣民精神，也有了發展新思想的可能性。例如詩人戈特霍爾德·埃弗賴姆·萊辛在他的文章和劇本中，特別是在《智者納坦》中，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