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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一起來。她在話筒那廂遲疑了好一陣子，問：“他們是誰？”“餘佬、肥胡、李景生、阿偉，你都認識的。”那邊又沉默了。“喂，安琪？”“是，在。”“怎麼婆婆媽媽的？”“沒有婆婆媽媽，只是我不來吃飯了，我有點不舒服。”她淡淡的說，但任誰都聽得出她在找藉口。“為什麼？”我嚷，“我們這麼久沒見面了。”她又推說累。“我們改天再說，我會傳呼你。”我嘆口氣，女孩子真難明白，無端鬧起情緒來。餘佬以專家口吻說：“沒什麼大不了，明天你再打個電話去就保證雨過天青！”可是“明天”我又忙得把整件事忘得一乾二淨了。安琪在某個晚上傳呼我，她說她有話要跟我說。我們約了在她家的天台見面。我收了工立即就走，臉上還塗著厚厚的化妝品。

她站在月光底下，愁眉深鎖。她轉過身來，眼角有淚痕。“你哭了，發生了什麼事？”我輕問。她伸手摸摸臉，平靜地說：“可以幫我做一個抉擇嗎？”“什麼抉擇？”她咬了咬唇，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在你跟李景生兩人當中做一個選擇。”我笑了，像聽到一個天大的笑話。飛機在頭上掠過。我想我又聽錯了。我甩甩頭。但隨即又聽到安琪冷靜的聲音：“我不想傷害你跟景生，你們兩人都對我很好很好，可是我實在不懂得如何做出決定才能令大家都好過點。”我終於明白，錯愕得不能自己。我重重的揮拳打向空氣。想起那天我們在這裡許下的諾言，我不禁嘆氣。“謝謝你告訴我，安琪。”“對不起。”她低下頭說：“我知道你一直對我好。”我苦笑道：“我明白事情不能勉強，而我所能做的是等候你的答案，你好好的考慮清楚再告訴我。”我無法大方得替她做出決定。兩天後，我有了明確的答案。她在電話裡直接跟我說：“我想做為一個丈夫，李景生會是個比較適合的人選。”我聽了，很覺得索然無味。既生瑜，又何生亮？我唯有再以苦笑去面對問題。能夠笑，還是好的。

我又投入日以繼夜的工作程式，半年實習期過後，我正式畢業。畢業典禮上，我獲頒發甲等成績證書。順理成章地，電視臺邀我籤藝員合約。父母當中，母親投反對票，父親則自由民主，跟我分析情況。他贊成我不妨一試。“年輕人，路都是自己走出來的。”他說。於是在八一年，我跟無線電視簽下一紙合約。我撥了電話給林安琪，把這個訊息告訴她。我並不恨她，也沒有責怪任何一個人。我仍然視他倆為我的朋友。適當的時間、適當的人。李景生恰如其分地做到了。某年某月，傳來他倆的婚訊。我的心裡像打翻五味架。但又能怎樣？我在他倆結婚那天離開香港，啟程去新加坡登臺，這是早就安排好的工作，我說不出是恰巧還是有意避什麼？可是回港後，意外地聽到餘佬說他們的婚期延後了。原因大家都不清楚，但一年後第二次傳來婚訊，不到幾天，又宣取消了。箇中因由，大家不敢問也不明白。尤其是我，我有撥電話給安琪的衝動。八五年四月，我意想不到的又收到他們的請柬，上面寫著：李景生、林安琪，我倆情投意合，謹訂於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時正，假香港大會堂婚姻註冊署舉行結婚典禮，誠邀各方好友前來分享我倆的喜悅。我拿著這張粉紅色的喜帖，鼻子不自覺地酸了起來。安琪沒有忘記我們之間的承諾。在她一而再地把婚期延遲，選擇了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結婚。剛好是整整的五年。我默默的深受感動。不管事實如何，我願意相信我和安琪的緣分至此時才淡出。一廂情願地相信。

六、A級的自信

今日無聊才去睡。“日記”裡有幾天是父親的聲音：“走！別來煩我！”或是：“走！別發神經！”這都是我強迫他開口錄音時收錄下的話。我繼續我每天的自白：我總是在出人意料的情況下碰上試鏡的機會。誰會想到在一個金曲頒獎典禮上擔任攙扶嘉賓一職的我，竟又得到導演泰迪羅賓的注意。他連我的名字也不知道。走來後臺找我。

“你的外型很不錯，我想請你為我們的下一部新片‘彩雲曲'試鏡。”就憑這兩句話，我上了新藝城電影公司碰運氣。同一時間，導演黎大煒也透過無線電視找我試鏡。他約了我在“新香港”的辦公室見面。那天我裝扮得如時下最流行的“特工隊”一樣，身穿印有“特工隊”大家笑作一團，那個男孩子又回覆一臉為難。另一個記者為他解窘：“父母有個兒子，非我兄弟姐妹，謎底是’自己'，哪裡是劉德華，你們這班老行尊專欺負新人！別猜什麼謎了，拍照，拍照！”照相、訪問再照相，經驗告訴我，招待會已接近尾聲。

這麼些年以來，對於招待會或訪問的場面早已駕輕就熟，經驗累積，我已懂得向不同角度的鎂光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