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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這印象激動著，我祝賀米考伯先生擁有這樣一個賢內助。特拉德爾也這麼做。米考伯跟我們輪流握過手，然後在他自己臉上蒙上小手巾（我覺得這上面的鼻菸比他能感覺到的還要多），然後又十分興高采烈地喝了起來。

他的談鋒很健。他開導我們說，我們在孩子裡得到重生，在經濟困難的壓力下，孩子的數目增加實乃特大喜事。他說，近來米考伯太太對此存疑，但經他加以開導總算安下心了。至於她孃家人，他們一點也配不上她。他們說什麼，他一點也不放在心上，讓他們——這裡我引用他原話——滾開吧。

米考伯先生接著又對特拉德爾發表了一篇熱烈的讚美詞。他說，特拉德爾是個人物，而他米考伯雖沒有他特拉德爾的德行，卻——謝天謝地——能加以讚美。他滿懷同情地提到他不認識的那位與特拉德爾相親相愛的年輕女士。米考伯先生為她幹了一杯，我亦如此。特拉德爾向我倆表示感謝，他像我所喜歡的那樣質樸和坦誠地說道：“我實在很感謝你們。我敢向你們擔保，她是最可愛的姑娘！——”

在那以後，只要有機會，米考伯先生就要絕對體貼和禮貌地提到我的戀愛問題。他說，他能肯定他的朋友科波菲爾已有了心上人。我又熱又不安了好半天，經過一連串臉紅、結巴和否認，我終於拿著酒杯說：“得！我為朵拉乾一杯！”這句話讓米考伯先生好不興奮和得意，他拿起一杯酒衝進我的臥室，好讓米考伯太太為朵拉乾杯。米考伯太太十分熱情地乾杯，並從裡面發出很尖的叫聲道，“聽啊，聽啊！我親愛的科波菲爾先生，我真開心。聽啊！”同時她還輕輕彈打牆壁，以示歡慶。

後來，我們的談話轉向比較世俗的一些事了。米考伯先生告訴我，他認為開姆頓區不舒服，等廣告的效果能使得某種較令人滿意的機會來到時，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他提到在牛津街西頭有條正對著海德公園的小巷，他對那地方常常很留心，不過他不指望能馬上搬進去，因為這一遷移需要有一大筆收入呢。他解釋說，或許要有一段時間，在一個體面的商業區——比如說皮加特里吧——住在一幢住宅的樓上，他也心滿意足了。米考伯太太一定會喜歡那地方。在那裡，開一個弧形窗，或再加一層樓，或做點那類的小小變動，他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住上幾年了。他還強調說，無論他得了什麼機會，也無論他住在什麼地方，那裡都永遠有個房間是為特拉德爾留下的，還有一副刀叉為我留下，我們對此可以完全放心。我們表示謝謝他的好意；他也求我們原諒他談到這類平凡瑣碎的現實之事，因為這對一個正全力進行徹底安排新生活的人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們應原諒他。

米考伯太太又彈打牆壁，問沏茶的水可否已準備了，這下就中斷了我們這友好談話，使我們不能再對生活另一方面進行交流了。她用最讓人滿意的方法為我們準備茶水。每當我走近她，遞給她茶杯、麵包或奶油時，她就小聲問我，朵拉是白還是黑，是矮還是高，或這類問題。我覺得她這麼問讓我挺高興。喝過茶後，我們在火爐邊討論各種問題；米考伯太太為我們唱她最拿手的《勇敢的白衣軍官》和《小塔夫林》（她用的是種低弱平平的音調，我記得，我剛認識她時把這聲音當作輔助聽力的淡啤酒呢）。還是和她的爸爸媽媽一起住在她孃家時，米考伯太太就以善唱這兩支曲子而聞名。米考伯先生告訴我們，他第一次在她孃家見到她時聽到她唱第一支曲子時，就格外被她所吸引了，她唱到《小塔夫林》時，他就打定主意：不得到這女人，他誓不生還。

在十點和十一點之間，米考伯太太站起身來，又把那帽子用那淺棕色紙包好，再戴上軟帽。特拉德爾穿外套時，米考伯先生乘機神不知鬼不覺地塞給我一封信，囑我等人們離去後再看。米考伯先生領著米考伯太太走頭，特拉德爾拿著帽子隨後。我乘拿著蠟燭在欄杆上為他們照明好下樓時，把特拉德爾留在樓梯頂上了。

“特拉德爾，”我說道，“米考伯先生不是壞人，很可憐；

不過，如果我是你，我決不會把什麼借給他的。”

“我親愛的科波菲爾，”特拉德爾笑道，“我並沒什麼可借的呀。”

“你有一個名字，你知道的，”我說道。

“哦！你說·那是可以借的一種東西嗎？”特拉德爾若有所思道。

“當然。”

“哦！”特拉德爾說道。“是的，當然！我非常感激你，科波菲爾；不過——恐怕我已經把那個借給他了。”

“用來當做某種投資的那期票上嗎？”我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