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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他花了二十鎊一先令就會苦惱。這以後，他向我借了一先令給看守，並給我寫了一張收條憑其可向米考伯太太要回那一先令，然後就收起小手帕，興致又高了起來。

我們坐在一個小火爐眼前。生了鏽的爐門裡一邊放了一塊磚，以免燒煤太多。我們在那裡一直坐到和米考伯先生住一間屋的另一個債務人從麵包店回來，他還帶來了我們合夥吃午飯用的羊裡脊肉。然後，我又被派到最頂頭的房間去見“霍普金斯船長”，帶去米考伯先生的問候，並說明我是米考伯先生的小朋友，向他借一把刀和叉。

霍普金斯船長借給我了刀和叉，並附上對米考伯先生的問候。在他的小房間裡有個髒兮兮的女人，還有兩個病懨懨的女孩蓬著頭髮，那女孩們就是他的女兒。我想好在是借霍普金斯船長的刀叉而不是借他的梳子。船長本人實在邋遢得無以復加，他長著一臉大糊子，穿著件很舊的褐色外套，外套下再無別的衣物。我看到他的臥具被卷著放在一個角落裡，還看到他架子上放的鍋碗瓢盆是些什麼樣的，我斷定（上帝知道我是怎麼斷定的）那兩個蓬頭髮的女孩是霍普金斯船長的女兒，可那髒兮兮的女人並沒嫁給霍普金斯船長。我怯怯地在他門口呆了不過兩分鐘，卻帶回這麼多見識，就像我握在手裡的手叉一樣實在可靠。

那頓午飯有種吉普賽的風情在其中，而且很愜意。過午後不久，我去還霍普金斯船長刀叉，然後就回家，將探訪的情況向米考伯太太報導以給予她安慰。一看到我回來，她就昏了過去；然後我們談著這事的時候，她用一小罐熱雞蛋甜酒來慰勞我們。

我不知道，為了這一家的好，那些傢俱是怎麼賣出去的，又由誰經手賣的，我只知道我沒經手它們。不過，傢俱都被賣掉了，由輛貨車拖走的，只剩下床和幾把椅子，還有一張廚房用的桌子。帶著這點東西，我們像駐營地一樣住在溫澤巷那所空房子的兩間客廳裡。米考伯太太，孩子們，那孤兒，還有我，都日夜住在那兩間房間裡。我不知道到底住了多久；不過我覺得很久很久。米考伯太太終於決定搬進監獄去住，米考伯先生現在在那裡住著一個單間了。於是，我把鑰匙還給房東，他很樂意地收回鑰匙，除了我的床，其它的床全送到最高法院監獄；我的床送到監獄圍牆外不遠的一個小房間裡了，這很合我意。因為在我們的坎坷中我和米考伯一家人彼此相處得太好，誰也捨不得離開誰了。那孤女也在那附近找到一個房租低廉的住處。我的臥室是一個斜屋頂下的後頂樓，面朝一個木場的大好風景。住在這裡，想到米考伯先生的困難已到了危急關頭，我覺得這小屋實乃天堂了。

在那段日子裡，我一直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懷著和一開始時同樣的屈辱感，同樣卑賤地和同樣卑賤的工友為伍做苦力。可我從沒結識任何人——無疑這是我的幸事——也不和每天進出於批發店而在吃飯時間裡遊蕩在街頭的那些少年中任何一人交談。我還是那麼過著暗自不快的生活，我仍那麼獨自地過那生活而不仰仗任何人。我能覺察到的唯一不同是：我變得更寒傖了，這是其一；其二是我對米考伯夫婦的種種憂慮已減輕；因為在他們困難時有些親戚和朋友幫助他們，他們在獄中反比在獄外的許多時間還過得更愜意。憑著某種安排（具體情形我已記不得了），這時我常和他們一起吃早飯。我也不記得監獄的門早上什麼時候開，我可以進去；可我知道我常常六點起床，沒事我喜歡走來走去的地方是老倫敦橋，我常坐在那裡的一個石龕裡，看過往行人，或從欄杆上俯看那在紀念碑頂上燃燒的太陽投在水中的倒影。那孤女有時在這裡看到我，我把關於碼頭和倫敦塔的一些恐怖故事告訴她；說到這些故事，我也只能說我希望自己能相信是真的。晚上，我總回監獄去，和米考伯先生在空地上走來走去，或和米考伯太太玩牌，聽她回憶她的爸爸、媽媽。默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在什麼地方，我也說不準。我從來不告訴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那些人。

米考伯先生的事雖然捱過了緊急關頭，卻又捲入了某個契據的麻煩中。關於那種契據，我聽說過不少，據我現在想來那應該是一種先前寫給債權人的文書，不過當時我怎麼也鬧不明白，現在看來我當時是把這玩藝和那些被認為一度在德國廣為時興的魔鬼般的檔案混為一談了。後來不知怎麼搞的，這契據似乎失效了，不管怎麼說，它不再像先前那樣妨礙人了。於是，米考伯太太告訴我，“她孃家人”已決定：米考伯先生應當根據破產債務人法要求被釋放。她預計這可在六個星期內辦成。

“那時，”米考伯先生說，當時他也在一旁，“我再也不欠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