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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他提出了各種主張鼓吹各種政策，在他的桅杆上釘著各種旗號的旗子。姨奶奶看上去很像一個無動於衷的財政大臣，只偶爾在正文需要時插進一兩聲。“聽，”或者“不！”，或者“哦”什麼的，這時狄克先生（一個地地道道的鄉紳）也往往同時用力發出同一訊號。只是由於在這種議會生涯中，狄克先生因為總要受到那樣的指責或要對那樣可怕的事承擔責任，他精神開始緊張起來。我相信，他開始真的害怕他確實蓄意破壞過憲法或危害過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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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述人均為18世紀英國著名的政治家，有的還兼劇作家、演說家。

我們這種辯論常進行到時鐘指示夜半時分、蠟盡燈滅之時。由於經過這麼好的練習，我漸漸能跟上特拉德爾的快慢了，如果我知道哪怕一丁點我記的是什麼，我也十分得意了。可是，記完後我再讀我的筆記時，我覺得我寫下的像是許多茶葉包裝盒上的中國方塊字，或是藥店裡那些紅紅綠綠的瓶子上的金色呢！

只好再重新來，別無選擇。這讓人很難為情，但我還是懷著一顆沉甸甸的心回頭重幹起，又像蝸牛那樣辛辛苦苦、循規蹈矩地重新在那令人厭倦的同一地域爬行；停下來認真地從各個方面來研讀那艱澀的每一點劃，我用了最堅決的意志使自己能無論在哪兒見到那些難以捉摸的符號都可辨認。我一直按時到事務所，也按時到博士家；就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我像拉車的馬那樣苦苦工作。

一天，我和往常一樣來到博士院時，看到門裡站著斯賓羅先生，他樣子極嚴肅還正在自言自語。由於他的脖子生得短，加上他又總把自己衣領漿得硬梆梆的（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原因），他總叫頭痛，所以我起初也以為他又在那方面不適了，不免有點吃驚。可他馬上就解除了我的這種感覺。

他不用慣有的那種熱情回答我的“早上好嗎，卻用一種很疏遠的冷漠神色看我，冷冷地邀我和他一起去一家咖啡館。那時，這家咖啡館有一扇門直通博士院，剛好就在聖保羅教堂的小拱道內。我跟在他身後，忐忑不安，渾身發熱，好像我的憂慮正在發芽出土。由於路不寬，我讓他走在前面一點，這時我看出他昂著頭，那神氣好不傲慢，令人絕望，我擔心他已察覺了我和我的朵拉的事。

就算在去咖啡館的路上我沒這麼猜，當我跟著他走到樓上一個房間裡，看到那裡的默德斯通小姐時，我也會明白原因了。默德斯通小姐靠在食器櫃的後面，櫃架上有幾個倒過來放的無腳檸檬杯，還有兩個四周稀奇古怪的盒子，它們通體都是稜角或供插刀叉用的凹槽。

默德斯通小姐把她那冰冷的手指伸給我，同時僵硬地坐在那裡。斯賓羅先生關上門，叫我坐下，他自己卻站在火爐前的那塊地毯上。

“默德斯通小姐，”斯賓羅先生說道，“請你把你提包內的東西給科波菲爾先生看看吧，”

我相信，這正是和我小時候那同一個鋼口鐵牙的提包，關起來時就像咬牙切齒一樣。嘴像那提包一樣緊閉著的默德斯通小姐把包開啟，同時也把嘴略略張開，從包裡拿出了我給朵拉最近寫的那封充滿熱烈情話的信。

“我相信，這是你的筆跡吧，科波菲爾先生？”斯賓羅先生說道。

我發熱了。我說“是的，先生”時，我覺得我聽到的不是自己的聲音。

“假如我沒猜錯，”斯賓羅先生說道，這時默德斯通小姐又從她的包裡拿出一紮用極好看的藍緞帶捆著的信，“這也是你寫的吧，科波菲爾先生？”

我懷著再畏怯不過的感覺從她手上接過那些信來，看到在頂上面寫著“從來就是我最親愛的屬於我的朵拉”，“我最愛的天使”，“我永遠最珍愛的”等這類字樣時，我的臉刷一下紅了，並低下了頭。

當我機械地把信交還他時，斯賓羅先生冷冷地說道，“不必了，謝謝你！我不要奪走你的這些信。默德斯通小姐，請往下說吧！”

那個文雅的人沉思著看看地毯，很刻毒地說道：

“我應當承認，在大衛·科波菲爾這件事上，我已對斯賓羅小姐有過一些時候的懷疑了。斯賓羅小姐和大衛·科波菲爾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注意了他們；那時，我得到的印象是不佳的。人心的邪惡是那樣——”

“小姐，”斯賓羅先生插進來說道，“請你只說事實吧。”

默德斯通小姐垂下眼簾搖搖頭，好像對這不客氣的打岔抗議一樣，然後苦著臉兒，一副了不起的樣子說道：

“既要我只說事實，我就只好乾巴巴地陳述了。也許應該講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