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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受驚了？”

“馬並沒很熱，”提菲戴上眼鏡說道：“照我看也不比通常熱一些。韁繩在地上拖著，已經斷了。全家人立刻吃驚了，有三個人沿著大路走去。在離家一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他。”

“是一英里多呢，提菲先生，”一個青年人插嘴說道。

“是嗎？我想你說得對，”提菲說道——“在1英里多路的地方，就離教堂不遠，他臉朝下躺在那裡，一半身子在路邊，一半在人行道上。沒人知道他是在發癇時摔出來的，還是在發癇前覺得難受走下車的呢——那時他是不是已經死了呢，當然，無疑他已經失去知覺了。就算他能呼吸，他肯定也說不出話了。儘可能找了醫療的救助，卻毫無用處了。

“我無法形容這訊息把我投入一種什麼樣的心境。這件事這樣突然地發生，而且發生在一個與我意見相左的人身上——他不久前還在這房間裡（他的桌椅似乎在等著他，他昨天留下的筆跡像鬼魂），現在這房間裡剩下一片虛空——這引起震驚，還有他和事務所不能分離的朦朧感覺，還有門一開啟就彷彿他會走進來的感覺，以及事務所裡閒下的寂靜和似乎放假了的氣氛加上同事們對這事的津津樂道、還有終日出入來打聽這事的人群，這一切的感受都是任何人也能領會的。我不能形容的是，在我內心最深處，我懷有暗中對死的妒忌。我覺得，死的力量會把我在朵拉心中的位置推翻。我說不出地忌妒她的悲哀，想到她對別人哭泣或受到別人安慰，我都不安。我有種貪婪的願望，我希望能在那最不恰當時，她忘掉了一切人；只想念著我。

在這種心情的紛擾下——我希望，不僅僅我能理解，其他人也能理解——我當晚就去了諾伍德。我在門口探問時，從一個僕人那兒得知米爾斯小姐也在那裡。我便以我姨奶奶的名義寫了封信給她，我十分誠懇地痛悼斯賓羅先生的早逝，還流了淚。我求她，如果朵拉肯聽，就告訴她說斯賓羅先生曾以絕對仁慈和體諒的態度和我談話；斯賓羅先生提到朵拉時只有慈愛而無半句責備。我知道我這樣做自私，因為我只想讓我的名字能當她面被提及；可我想使自己相信，我這麼做也是他死後對他的一種公平評論。也許我真的就相信了。

第二天，姨奶奶收到一封簡短的回信，信封上寫的是姨奶奶的名字收，信卻是寫給我的。朵拉非常悲哀，當她的朋友問要不要向我致意時，她只是哭個不停地說：“哦，親愛的爸爸！哦，可憐的爸爸！”可她並沒說不要。於是，我便盡情把這一點想得很美好。

約金斯先生出事以來一直在諾伍德，幾天後才來到事務所。他和提菲關起門密談了一會兒後，提菲就開啟門往外看，向我招手，叫我進去。

“哦！”約金斯先生說道，“科波菲爾先生，提菲先生和我正在檢點死者的書桌、抽屜，以及其它類似放東西的地方，想把他的私人檔案封存起，也想找一張遺囑。我們在什麼地方都找過了，卻一點蹤跡也沒發現。如果你願意，不妨幫我們找找。”

我正很想知道，對於我的朵拉是如何安排的——比方由誰監護，等等——而這正是探知那問題的一個好辦法。於是我們馬上開始尋找。約金斯先生開啟了所有的抽屜和書桌，我們拿出了所有的檔案。我們把事務所的檔案放在一邊，把私人的檔案放在另一邊，後者並不太多。我們的態度很嚴肅；每看到一件小的日常飾物，或筆盒、或戒指、或任何令我們馬上想起斯賓羅先生的小物品時，我們就放低了說話的聲音。

我們已經封了幾個包裹，仍然安安靜靜地在揚起的灰塵中工作。這時，約金斯先生用一點也沒變的口氣談起他已故的合夥人道：

“要讓斯賓羅先生脫離常軌行事可不容易。你們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吧！我認為他就沒有立過遺囑。”

“哦，我知道他立過！”我說道。

他們倆都停下來看著我。

“在我最後見到他的那一天，”我說道，“他告訴我他曾立過，而且早就安排好了。”

約金斯先生和老提菲都搖搖頭。

“這好像沒希望了。”提菲說道。

“完全沒希望了。”約金斯先生說道。

“你們當然不會懷疑——”我開始說道。

“我的好科波菲爾先生！”提菲把手放到我胳膊上，一面閉著眼搖著頭說道，“如果你在博士院的時間和我的一樣久，你就知道，人們在這問題上是這麼變化無常，這麼不可信。”

“哈，天哪，他也說過這句話！”我固執地說道。

“我敢說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