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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的，我們願意盡力。我們還注意到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多次表達了要在聯合宣告基礎上發展中日兩國友好關係的願望。就這方面來說，我們願意同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共同努力，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希望兩國的業務協定能比較早地簽訂。當然，在談判中面臨一些問題，我們希望雙方努力，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恢復談判後，希望雙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較容易接近的方案，不外乎是措詞和方式。我們相信，經過雙方的努力，是能夠找到解決辦法的。”

在談到“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這個問題時，鄧小平強調說：“我們希望比較快地談判。從原則上來說，我們認為可以主要體現中日兩國友好的願望。當然，也不可避免要體現兩國聯合宣告簽訂以後兩國關係的發展和形勢的新變化。有些解決不了的問題、難於解決的問題，可以擱一擱，不妨礙簽訂這樣一個條約。具體步驟，總是要透過預備性的會議，先接觸，雙方的想法可以先了解，問題在談的過程中來解決。”

鄧小平請竹入把這三點內容轉告田中首相，同時還請首相注意一下，內閣成員、政府主要官員不要有一些損害兩國聯合宣告原則的行動。最後鄧小平坦誠地說：“中日兩國之間的問題，焦點還在臺灣問題上。就我們來說，這個問題不止涉及日本，也涉及到國際關係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同你們的宣告裡強調這個問題？為什麼在《中美上海公報》裡也強調這個問題？問題就在這裡。當然，我們也希望能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如果不行呢？只能採取其他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臺灣不放，你抱得住嗎？”

對此，竹入義勝表示和鄧小平看法一致。

鄧小平恢復工作後不到三個月的1977年10月14日，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日本議員、前官房長官二階堂進。二階堂進選擇這個時候訪問中國，同樣也是為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而來的。眾所周知，關於《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預備談判其實在田中內閣時期就已經開始了。1974年12月田中內閣下臺後，三木內閣表示“爭取早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並於1975年1月中日雙方決定開始舉行和平友好條約的事務級談判。但在談判過程中，雙方在霸權條款問題上發生分歧，致使談判斷斷續續，直至最後擱淺。1976年12月福田內閣上臺後，同樣表示要“儘早舉行和平友好條約談判”。

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之所以在日本引起震動，就是因為日本政界不少人認為鄧小平的“靈活性”能夠在中日友好上做出貢獻，主張抓住這個時機，儘快和中國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也就在這一年的10月，日本專門成立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促進協議會”，以小坂善太郎為會長，號召參加日中議聯的議員和102位在過去7年中訪問過中國的國會議員入會，給福田首相施加壓力，二階堂進也在其列。

在這樣的背景下，二階堂進選擇了這個時機訪問中國，以推動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的儘快恢復。《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是因霸權條款而擱淺的。二階堂進就是在這次和鄧小平的會見中，提出了關於霸權條款的也就是後來人們稱之為“二階堂方案”的新方案，即“根據本約發展日中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不是針對任何第三國的”。9個月後中日雙方談判重開，經過十多輪艱苦的談判，終於簽署了和平友好條約。這是後話。

鄧小平說“締結條約只要一秒鐘就能解決”，表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細節上可以靈活對待。隨後，鄧小平多次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中方的立場，希望日本政府在原有的立場上能有所前進。他對來訪的日本友人說：“在談判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中日雙方都要從全球戰略的政治觀點出發。我相信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數政治家懂得這一點。”

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到的全球戰略的觀點，也就是說要看到蘇聯霸權主義對包括日本和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所構成的威脅。鄧小平反覆強調，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而不是在中國。他分析說，在中蘇邊界地區，蘇聯只有100萬軍隊，挑起一些衝突有可能，發動戰爭則還差些，“蘇聯要進攻中國，100萬軍隊算什麼，它沒有500萬、600萬來不了，即使來了，佔領了北京（這也不容易），佔領東北某些地方，甚至更多地方，也只是戰爭的開始”。而歐洲和日本則與中國不同，他們幾乎所有戰略物資都依靠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它們最基本就是要保護通道，以免被包圍封鎖。

鄧小平在詳細分析了蘇聯的戰略意圖之後，指出：“有些人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