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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己的下屬敬酒，一連喝了好幾杯茅臺。大平悄悄告訴周恩來：“我還沒有見過首相離開座位去敬酒吶，這是首相破天荒第一次喲。”

□鄧小平放眼全球，求同存異，說：“如果僅就締結條約這個事情來說，只要一秒鐘就解決了，不要很多時間。”

□鄧小平指出：“中國不怕包圍，中國革命的歷史表明，中國是從包圍中衝出來的。”

中日建交了，但中日之間的關係似乎並沒有完全走上正軌。隨著日本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中日關係也隨之起伏跌宕。1976年，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位開國元勳先後撒手人寰，中國也沒有一位領導人訪問過日本。當年田中首相曾在釣魚臺盛請周恩來總理作為日本國國賓館———赤阪迎賓館的第一個客人的邀請，也隨著田中的下臺而成了空頭支票。

應該說，自1972年中日聯合宣告發表、恢復邦交正常化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就擺到了中日兩國政府的面前。1974年11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抵達日本，和東鄉文彥外務次官開始舉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預備性會談。但由於雙方在反對霸權問題的條款上意見分歧，談判進展緩慢，斷斷續續。1974年12月，田中內閣倒臺後，由三木組成新的內閣。但談判仍然停滯不前，後來，由於中國和日本兩國政局的動盪，談判終於擱淺。1976年12月，日本三木內閣在全國大選中遭到慘敗，宣佈辭職。福田當選為自民黨總裁，並受命組成福田內閣，由大平正芳任黨的幹事長，園田直任官房長官。福田組閣後，日本政界要求恢復日中條約談判的勢頭再次高漲。在這種形勢下，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決定訪華，福田首相委託竹入給中國捎話，表示“要忠實履行日中聯合宣告。如果雙方彼此理解對方的立場並取得一致意見，就儘早舉行和平友好條約談判”。但是福田派是自民黨內反對日中條約的人最集中的大派，一旦要下決心的時候，他周圍的人又來拖後腿。正如園田直的秘書渡邊亮次郎在《園田直其人》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政局尤其是同在野黨的關係趨於緊張，他（福田）就對日中條約採取積極態度，目的是穩定形勢；情況稍有好轉，他就猶豫徘徊，舉步不前。”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正式復出，恢復其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這個訊息一經傳出，在世界上的反響甚至比在中國國內的反響還要強烈。

對這個訊息的反應，尤其以與中國近鄰的日本更為強烈。日本政府立即發表看法，對恢復鄧小平的工作表示歡迎，認為這顯示了中國政局趨向穩定，從而使日中關係從整體上來說也將朝著明朗的方向發展。並期望以此為契機，打破日中談判的僵局。當時的《東京新聞》發表文章說：“由於鄧小平的恢復工作，中國的外交路線將進一步增強靈活性。”並形容說，“鄧氏的恢復工作也將成為（日中締約）談判的促進劑。”

實際也正像日本人所預測的那樣。據《鄧小平思想年譜》記載，早在1977年9月10日，鄧小平會見以浜野清吾為團長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在談到日本方面提出的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問題時，就曾指出：“對於福田首相過去的立場我們是瞭解的，既然福田首相宣告要搞這件事，我們期待他在這方面做出貢獻。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如果僅就締結條約這個事情來說，只要一秒鐘就解決了，不要很多時間。所謂一秒，就是兩個字———‘簽訂’。”

鄧小平的這個帶有宣告式的談話，其實就是暗示福田糾夫首相下定最後的決心。

而在更早的1974年8月15日，因生病住院的周恩來總理委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會見以竹入義勝為團長的日本公明黨第四次訪華團時，就曾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問題上進行了深入交談。

竹入說：“日中復交快兩週年了，如果可能的話，還是早一點開始兩國之間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持這種意見的人，在日本不少。日中兩國之間要建立一個長期的友好關係，50年、100年的友好關係，應該怎麼辦？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也是田中內閣的看法。”

竹入希望以兩國政府聯合宣告為基礎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把重點放在加強今後的友好關係上，希望早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和兩個業務協定。

鄧小平說：“這次閣下帶來了田中首相、大平藏相的話，我們注意到了，我們還要繼續研究。我們理解田中首相、大平藏相面臨的問題，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