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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白宮的一個服務生無意中正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人就是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這個作為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角色,幾乎每天都要把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國防部的情報進行整理向總統彙報,並提出不同方案和對策供總統參考,在白宮是最引人注目的了。
擔任1977年到1981年美國卡特總統執政時期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此前,他曾在約翰遜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計劃班子裡幹過兩年,他因發表《大失敗》一書,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進行全面攻擊而在國際反共舞臺上聲名大噪,是國際上最著名的反共理論家,因此還得了“鷹派”代表人物的稱號。尼克松就任總統後,他又回到大學講臺,卻提出了一些“鴿派”的理論。因其不是在美國本土出生,而是在東歐出生,又對東歐和蘇聯以及美蘇關係問題有著成功的研究,使他成了美國權勢集團上層人物的座上賓。他的簡要明瞭地從世界紛繁複雜的事務中迅速概括成決策方案的能力和善於總結形勢而提出口號的能力,也深受美國政治領導人物的欣賞。此間,在緬因州的東北港避暑的布熱津斯基,與美國著名的大財團的總經理兼董事長、不久前又剛剛擔任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的戴維·洛克菲勒在其西爾港莊園,一見如故,成了一對密友。由此他們還成立了一個由美國、西歐和日本的最上層銀行和企業巨頭組成的一個組織———就是著名的“三邊委員會”。這個“三邊主義”就是布熱津斯基的發明。
再後來,經可口可樂公司的保羅·奧斯汀推薦,戴維的提名,經布熱津斯基的同意,還未當選美國總統的卡特才得以成為“三邊人”的。卡特在競選總統成功後,在組成政府班子成員時,首先就請教布熱津斯基。而且卡特還對他說:“還在我剛進‘三邊委員會’的時候,心裡就想,要是我能當總統,我就請你出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並希望布熱津斯基“幫我一把”。而布熱津斯基也毫不謙虛地說:“這是我的榮幸!吉米,你決不會對自己的選擇感到後悔的。”卡特也的確公開對記者說:“我有了最優秀的顧問!”
像基辛格一樣,布熱津斯基擔任此職務後,因其在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程序中所起的傑出作用,而在世界政壇上聞名遐邇。
□布熱津斯基向中國駐美聯絡處秘密表達訪華願望。卡特單獨秘密會見布熱津斯基,並給予“特別授權”,表明“布熱津斯基此次訪華的主要目的,應該是建立外交關係”。
□布熱津斯基特地準備了美國宇航員從月球取回的岩石標本和一面帶上月球的五星紅旗作為禮物贈送給中國人民,“作為我們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來的象徵。”
1978年4月,對吉米·卡特來說,考慮得最多的問題或許就是美中關係正常化問題了。他已經內部秘密決定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實施戰略報告,建議中美建交時間為“1979年1月1日”。卡特覺得,中國人將每年的1月1日叫作“元旦”,是吉祥的開始的含意,中國人會很喜歡這個日子的。而離這個日子不到8個月了,美中雙方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消除障礙和分岐嗎?美方的“最低限度”方案已經調整為:要中方接受美國對臺灣軍售的安排。這是建交談判的核心基本點。中國能接受嗎?沒有人能知道。結果會怎樣?為此,他曾授意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帶著這個“最低限度”建交條件回北京去作一些試探,設法將美國的這一想法準確地傳遞給中國人,並從中國人那裡得到一些美國人可以接受的回應。可是,伍德科克為此使盡渾身解數,能做的都做了,仍然沒有得到中國的任何回應。或許只有派出總統特使飛赴北京直接與中國最高領導人溝通這一條路了。因為時間緊迫,時年(1978年)的秋冬,國會大選之後,正好是一個極為難得的“時機視窗”,這是一個有利於關係正常化的時機,在這個時候,國會正在休會,由於剛剛經歷人事調整,反對派力量相對薄弱,很難立即組織起強有力的反擊。這個“時機視窗”從秋天一直開到1979年1月中旬新一屆國會開會之前。如果不在1978年內完成美中關係正常化,等到明年國會開會之後,這個“視窗”就會因為兩個因素的限制而關閉:一個是與蘇聯削減戰略核武器協議一旦達成後,爭取參議院的批准勢必是一場戰鬥;二是1979年將是總統大選年,卡特的一班人要集中精力,應付總統大選,而這時必須考慮黨派鬥爭和國會可能對某些外交政策的指責。
而作為布熱津斯基,自然不願意放棄像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使其成為中美關係史上的傑出人物一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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