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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我在南非改變了生活方式以後，我的觀點也變了。我在這個經受考驗的時刻所採取的一切步驟都是以上帝的名義並且是為上帝效勞的。我不知道我得在南非住多久。我恐怕我再也不能回印度了；於是我決定帶著妻子兒女並賺錢養活他們。這個計劃使我感到人壽保險是可悲的，感到受了保險經紀人的圈套的羞愧。我對自己說，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假如哥哥真的處在我父親的地位，他必然不會認為撫養一個守寡的媳婦是一種過分的負擔。而且我有什麼理由假定自己比別人先死呢？歸根到底，真正的保護者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哥哥，而是萬能的上帝。我保了人壽險，就剝奪了自己的妻子和兒女的自信心。為什麼不能指望他們照應自己呢？世界上無數的貧苦人家又怎麼辦呢？為什麼我不把自己算作是他們當中的一個呢？

這種思想反覆透過我的心裡，但是我並沒有立刻採取行動。我記得我在南非至少交了一次保險費。

外在的環境也支援了這一連串的想法。我第一次旅居南非期間，基督教徒的影響使我內心保持了生動的宗教感情，現在增強這種感情的則是通神學者的影響。李琪先生是一個通神學者，他使我和約翰內斯堡的通神學者團體有所接觸。我沒有加入過這個團體，因為我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我和每一個通神學者幾乎都有密切的往來。我和他們每天都進行宗教討論。他們常常誦讀通神學的書，有時我還在他們的集會上講話。通神學主要的精神是啟發和促進兄弟之誼的思想。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有很多爭論，而且我還批評了那些在我看來其行為並不符合其理想的會員。這種批評對我並不是毫無有利影響的；

它引起我自己的反省。

第五章　反省的結果

1893年當我和基督教友們有了密切來往的時候，我對於宗教還是一個門外漢。他們竭力幫助我，想叫我接受耶穌的福音，而我卻是一個沒有成見的謙遜而懷著尊敬心理的聽道者。那時我自然是竭盡所能研究印度教，對於其他宗教，也是努力進行了解的。

到了1903年，情況多少有些改變。通神學的友人們一心要把我拉進他們的團體，但是目的是想從我這樣一個印度教徒身上取得某種東西。通神學的文學充滿了印度教的影響，所以這些朋友便指望我來幫助他們。我解釋說我的梵文水平是談不上的，我也沒有讀過印度教經典的原文，就是翻譯的東西也看得很少，然而他們是“沙姆斯迦羅”（前生註定的）和“普納建摩”（轉世）的信奉者，他們以為我至少可以給他們一些幫助。於是我覺得自己象是雞群之鶴了。我開始同幾個朋友誦讀辨喜所著的《瑜伽經》，還同其他的朋友讀著姆·恩·德維衛迪作的《瑜伽論》。我還得和一個朋友讀缽顛瘏利的《瑜伽修多羅》，還和許多人讀著《薄伽梵歌》。我們成立了一個類似“求正教徒俱樂部”，經常誦讀經書。我對於《梵歌》已經有了信仰，它對我有一種吸引力。現在我承認有對它加以更深鑽研的必要。我手頭有一兩種譯本，我就依靠它來理解梵文原意。我還決定每天背誦一兩首。為此我就利用清晨沐浴的時間。這需要佔用三十五分鐘：十五分鐘刷牙，二十分鐘洗身。我已習慣於採取西方的辦法——站著刷牙。所以我在面前的牆上按上一片紙條，寫上幾首《焚歌》，隨時幫助我背誦。這段時間作為每天誦讀新的和複習舊的詩篇是足夠了。我記得我就是用這個辦法背誦了十三章。但是誦讀《梵歌》的時間後來被別的工作佔掉了，而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創立和發展則佔去了我所有的時間，直到今天還是這樣。

誦讀《梵歌》對於我那些朋友們究竟有什麼作用，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但是對於我來說，《梵歌》已成為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行為的指南。它成為我日常生活參考的字典。正象翻閱英文字典查索我所不認得的字義一樣，我是依靠這部行為的字典來解決我所遇到的一切疑難和考驗。有一些字象“阿巴里格拉哈”（不佔有）和“薩摩婆瓦”（平等）吸引了我。怎樣發掘和保持那種平等，是一個問題。一個人如何同等地應付屈辱、蠻橫和腐敗的官員，老是鬧無原則糾紛的舊同事以及待人接物無可厚非的人？一個人怎樣剝奪自己的所有財產呢？難道佔有肉體本身還不夠嗎？妻子和兒女不也是財產嗎？難道我應該把櫥櫃裡的書籍全都消毀嗎？難道我應該放棄一切而以“他”為模楷嗎？答覆是直截了當的：除非我捨棄一切，我便不能歸依於“他”。我對於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