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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聽我訴說，並且要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拿給他看。他親自找見證人談話，而且感到滿意，不過他和我一樣的清楚：在南非要找一個白種人陪審員來審判一個觸犯有色人種的白種人，是有困難的。“然而”，他說道：“無論如何我們要試一試。因為怕陪審員為他們開脫就讓這些罪犯逍遙法外，是不應該的。我得把他們抓起來。我向你保證我會想盡辦法對付他們。”

我不需要這種保證。我懷疑一大批官員，不過因為我沒有無可辯駁的材料對付所有的人，拘捕令只針對兩個人，這兩人之有罪，我是絲毫不懷疑的。

我的行動從來不能保守秘密。很多人都知道我幾乎天天跑去找警察局長。那兩個要受到拘捕的官員手下有幾個多少還有點辦法的暗探，他們常常在我的事務所放哨，把我的行動報告給那兩個官員。然而我應當承認，這兩個官員太壞了，他們不可能有許多的暗探。要不是印度人和中國人幫助我，他們根本就不會被捕。

有一個人逃跑了。警察局長髮了一張引渡的傳票，又把他抓回德蘭士瓦來。他們被審判了，雖然有充足的材料，而且陪審員也掌握了其中有一人逃跑的事實，但兩個人卻被宣判無罪開釋。

我的確十分失望。警察局長也很難過。這使我對於幹律師工作發生了厭惡的心情。在我看來，一個極為英明的人竟然變成一個令人憎惡的人，因為他為了掩蓋罪惡竟可以捨棄本身的清白。

然而這兩個官員的罪惡是這麼明顯，以致他們儘管被開釋了，政府卻無法收容他們。他們兩人都被革職，而亞洲人事務部也就比較乾淨了，印度僑團多少有了一點保障。

這個事件抬高了我的聲譽，我的業務也就更多了。僑團每個月花掉的幾百英鎊的冤枉錢，雖然不是全部，因此省下來了。完全不花這種錢也是辦不到的，因為貪汙的人還在伺機幹他們那套勾當。然而現在正直的人已經有可能保持他的正直了。

這些官員雖然這樣壞，我要說句良心話，我對他們並無私怨。這一點他們自己也明白，而當他們有困難前來找我的時候，我也幫助他們。他們有機會受僱於約翰內斯堡市政廳，只要我不提出反對的意見。他們的一個朋友為這件事跑來找我，我答應不加阻撓，他們因此受僱了。

我所持的這種態度使同我所往來的那些官員心安理得，而我雖然常常同他們的衙門打交道並應用一些強烈的言詞，他們還是同我保持頗為友好的關係。當時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種品行是我的秉性的一部分。後來才知道這是非暴力抵抗運動一個必要的部分，而且是“非暴力”的一種屬性。

人和行為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一件好的行為是應該引起讚許的，而一件不好的行為就應該受到譴責，而做出此種行為的人，不管他是好是壞，總是因為他的行為的好壞而受到尊敬或憐恤。“惡其罪而非惡其人”雖然是一個很容易被理解的觀念，卻很少有人做到，這也就是為什麼怨恨的毒汁遍佈世界的原因。

這種“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礎。我日益懂得，除非是以“非暴力”為基礎，這種追求往往是徒勞無功的。抗拒和攻擊一種制度是十分正當的，但是要抗拒和攻擊這種制度的創立人，那就等於抗拒和攻擊自己。因為我們都是被同一把刷子粉飾出來的人，都是同一個造物主的兒女，惟其如此，我們心中的神靈之力都是無窮無盡的。藐視一個普通的人也就是藐視那種神靈的力量，可見傷害的就不只那個人，同他一起被傷害的還有整個世界。

第十章　一次神聖的回憶和懺悔

生活中各種各樣的事情使我同各階層的人有了密切的聯絡，我同他們往來的經驗說明我對他們是一視同仁的，無論是親戚還是陌生人，是同胞還是洋人，是白種人還是有色人種，是印度教徒還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或猶太人。我可以說我的心不會作這種區別。我不敢說這是我天性中的一種特殊美德，而並不是我作過某種努力的結果；至於象“阿希莫殺”（非暴力）、“婆羅摩恰立亞”（節慾）、“阿巴立格拉哈”（不佔有）等等美德，我是全心全意不斷爭取其實現的。

我在杜爾班執行律師業務時，事務所的職員往往同我住在一起，其中有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或者按省份來說，有古遮拉特人和泰米爾人。我不記得我除了把他們當作自己人一樣看待以外，還怎樣待過他們。我把他們當自己家人一樣看待，如果我的妻子妨礙我這樣做，我就會同她吵架。有一個職員是基督教徒，他的父母屬於潘查摩種姓①。

①潘查摩（Panchama）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