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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人果然派了代表搜查房子，不久他們便帶著失望的訊息出來，大家終於散開了，大部分人讚揚這位警官應付這場事故的技巧，也有少數人焦躁不快。

已故張伯倫先生，當時是英國殖民地國務大臣，打電報要納塔耳政府依法嚴懲鬧事的人。艾斯坎比先生把我找去，對於我受人毆打負傷事表示歉意，並說道：“相信我，我對你個人所受的那怕是絲毫的損傷，都不會感到高興。你有權利接受勞頓先生的勸告而面臨惡劣的處境，但是如果你好好考慮一下我的建議，我相信這個不幸的事件不致於發生。現在只要你認得出毆打你的人，我一定加以逮捕法辦。張伯倫先生也希望我這樣處理。”

對於這些話，我的答覆如下：

“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認出一兩個人來，不過把他們加以處分又有什麼用處呢？況且，我也不怪那些鬧事的人，他們聽了別人的話，以為我在印度散佈了一些言過其實的言論，毀謗了納塔耳的白種人。如果他們因為聽信了這些報道而忿怒，那就不足為奇了。應該責怪的，倒是那些領導人，而且如果你准許我這樣說的話，還有你自己。你本來可以恰當地指導人民，但是你也聽信了路透社，以為我確實誇張其詞了。我不願意控告任何人，我相信一旦真象大白，他們就會懊悔自己的冒失。”

“你能不能把你剛才說的話寫成書面的東西？”艾斯坎比先生說道：“因為我得把你的意見打電報報告張伯倫先生。我不打算叫你匆匆忙忙作什麼宣告。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和勞頓先生以及別的朋友商量商量，然後再作最後的決定。不過，我可以承認，如果你放棄了對鬧事人的起訴的權利，你就會大大地幫助我恢復平靜，而且還提高了你自己的聲譽。”

“謝謝你，”我說道：“我不用和誰商量。我來見你以前，就已經作了決定。我確信，我不應當控告打我的人，現在我也打算把這個決定寫成書面的東西。”

說完這話，我便把他所需要的宣告寫給他。

第四章　風暴以後的平靜

艾斯坎比先生派人來找我的時候，我還沒有離開警察所，雖然我在那裡已經住了兩天了。他們派了兩名警察保護我，雖則當時並不需要這麼謹慎。

就在船上的黃旗降下來、我們上岸的那一天，《納塔耳廣告報》有一個記者跑來訪問我。他提出了一大堆問題，我在答覆中對於反對我的各種說法，逐一作了批駁。由於費羅澤夏·梅赫達爵士的建議，我在印度所作的報告都有講稿，而且和我其他的文章的副本一起都帶在身邊。我把這些檔案全部交給這位記者，並且向他指明：我在印度所說的，全都是我在南非說過的，而且還不及在南非說過的話強烈。我還向他指明，“戈蘭”和“納德利”的乘客到南非來，和我沒有任何關係。他們有很多人是老僑民，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打算住在納塔耳，而是準備到德蘭士瓦去。當時對於那些前來尋求財富的人，德蘭士瓦提供了比納塔耳遠為良好的前景，所以大部分的印度人都願意到那裡去。

這次談話和我拒絕控告鬧事的人，產生了這麼深遠的印象，以致杜爾班的歐洲人都慚愧於自己的行為。報紙上宣佈我是無辜的，並譴責那些暴徒。這次的迫害就這樣終於成為對我、也就是對於我們的事業的讚許。它提高了南非印度僑民的聲譽，並使我的工作更加便利。

過了三、四天，我便回到家裡，不久我又安頓下來了。這次事件增加了我的律師業務。

然而，如果說這次事件提高了僑團的聲譽，它也把反對僑團的偏見之火煽動起來了。一旦事實證明印度人也可以從事英勇的鬥爭，印度人便被認為是一種危險。有人在納塔耳立法議會中提出了兩個法案，一個對於印度商人將產生不利的影響，另一個則對印度人的入境加以嚴厲的限制。幸而爭取選舉權的鬥爭終於產生了一個決定：即不得透過反對印度人的法案；也就是說，法律不得對膚色或人種加以區別對待。上述兩個法案的條文雖然適用於所有的人，但是它們的目的無疑地是要對納塔耳的印度居民加上更進一步的限制。

這兩個法案大大地增加了我的公眾工作，而且使僑團空前積極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我們把這兩個法案譯成印度文，而且作了充分的說明，使僑團完全懂得它們的巧妙的含意。我們向英國殖民地大臣呼籲，可是他拒絕干預，因而這兩個法案就成為法律了。

現在公眾工作開始佔據了我大部分的時間。我前面說過的那位曼蘇克拉爾·納扎先生這時已經到杜爾班來了，和我住在一起，由於他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