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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淡淡地回答說：“那麼我們就搬到不可接觸者的地區裡去。”

象這一類的考驗我已經歷過不止一次了。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上帝總是在最後一刻幫了我的忙。在摩幹拉爾·甘地警告我經濟困難以後不久，一天早上，有一個小孩走過來告訴我，說有一個客人在外面的車子上等著要見我。我於是出去見他。他問道：“我要給這個學院一點幫助，你願意接受嗎？”

“當然，”我說道：“我承認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了。”

“我明天這個時候再來，”他說道：“你在這裡嗎？”

“在的，”我說道。他便走了。

第二天，就在約定的時間，那輛車子又開到我們的地方，而且喇叭響起來了。孩子們進來報信。那位客人沒有進來，我出去見他。他把13，000廬比的鈔票放到我手裡，然後開車走了。

我從來沒有指望得到這筆捐款，而且幫助的方式是這麼奇特！這位紳士以前並沒有到過學院。據我記憶所及，我只會過他一面。沒有正式見過，沒有談過，而他竟是給了幫助便走了！這對我是一次絕無僅有的經驗。這一筆錢暫時把我們搬往不可接觸者地區去的打算擱置起來了。現在我們覺得，一年之內可以安安穩穩地過日子了。

正如外面起了風波一樣，學院內部也發生了風波。雖然在南非的時候，不可接觸者朋友常到我家裡來同吃同住，可是我的妻子和別的婦女卻似乎不大喜歡在學院裡收容他們。我的耳目很快便覺察出來，她們對待丹尼朋雖不是憎惡，至少也是冷淡。經濟上的困難並沒有使我發愁，但是這一次的內部風波卻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丹尼朋是一個普通婦女。杜達白是一個受教育不多但是很有見地的人。我喜歡他的耐性。有時他也發脾氣，但是總的說來，我對他的善於容忍，印象很深。我請他忍受細小的屈辱。他不但答應了，而且勸他的妻子也這樣做。

我們接受這一家人，給學院上了很有價值的一課。我們一開頭便向世界宣佈：我們不能容忍不可接觸者制度的存在。願意幫助學院的人都有了精神準備，因而在學院這方面的工作就簡單得多了。捐助和擔負學院日益增多的開支的人大多是正統的印度教徒，這件事實也許可以清楚地說明，不可接觸者制度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這一點自然還有其他的許多證據，然而印度教徒中的優秀人物肯於幫助一個讓不可接觸者與別人同吃的學院，這個事實本身便是不小的證據。

我很遺憾，關於這個問題，關於我們怎樣處理因主要問題而發生的一些微妙的事情，我們怎樣克服一些沒有料到的困難，以及其他與體驗真理有關的許多事情，不得不從略。下一章也有這個缺陷。我所以不得不把重要的細節省略，因為這出戏中的大部分腳色還健在，在敘述和他們有關的事情而必須提到他們的名字時，不取得他們的同意是不妥當的。而徵求他們的意見，或者隨時請他們修改和他們有關的章節，事實上是很難辦到的。況且這種手續超出了這本自傳的範圍之外。因此我擔心其他的故事，雖然在我看來對於追求真理的人，是有價值的，卻不得不加以省略。我的願望是，上帝的意志也是，把這本書寫到進行不合作運動的時日為止。

第十一章　廢除契約移民

我們暫時得拋開從開始就經歷著內外風暴的學院，簡單地轉移到引起我注意的另一件事情上去。

所謂契約工人就是那些根據五年左右的契約從印度到國外去做工的人。按照1914年史沫資—甘地協議的規定，到納塔耳去的契約移民的三英鎊稅是廢除了，但是來自印度的一般移民的納稅問題卻還沒有解決。

1916年3月，潘迪特·馬丹·穆罕·馬拉維亞吉在帝國立法議會中提出一個廢除契約制度的議案。哈定基勳爵在接受這個動議的時候宣稱，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當時期內廢除這個制度的諾言”。不過我覺得這麼一個空洞的保證，不能使印度滿意。我們應當鼓動立即廢除這種制度。印度所以容忍這個制度，完全由於疏忽。我相信大家能夠有效地推翻這個制度的時機已經到了。我會見了一些領袖，在報紙上寫了幾篇文章，我覺得公眾輿論已經確確實實地贊成立即廢除。這不是非暴力抵抗一個很好的題目嗎？我相信確是這樣，但是我不知道從何著手。

同時總督已不再隱諱“終必廢除”這句話的含義，據他說，這是“在合理的時間之內有了另外的辦法”再加以廢除的意思。

因此，在1917年2月，潘迪特·馬拉維亞吉便要求提出一個立即廢除這種制度的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