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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方便，而且開支也更大。因為《新生活》原來就在阿赫梅達巴出版，《青年印度》也就經我建議搬到那裡去了。

這種改變還有別的考慮。我在辦《印度輿論》時已經有了經驗，我認為這種刊物應當有自己的印刷廠。而且根據當時印度的出版法，如果我想不受限制地發表我的意見，通常為做生意而開設的印刷廠就不大敢於承印。所以建立我們自己的印刷廠就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了，既然這在阿赫梅達巴做起來比較便利，《青年印度》也就需要搬到那裡去。

有了這兩個刊物，現在我就開始盡我最大的能力向讀者進行有關非暴力抵抗的教育，這兩個刊物銷行很廣，有一個時期兩者的發行量各達四萬份。可是正當《新生活》發行量激增的時候，《青年印度》的發行量卻增加得很慢。我受到禁閉以後這兩個刊物的發行額卻又落了下來，現在發行不到八千份。

我一開頭便反對在這兩個刊物上登廣告。我並不認為這樣做對它們會有什麼損失，相反的，我倒相信這將大大有助於它們保持獨立。

此外，出乎意料地，這兩個刊物幫助了我保持內心的和平，因為立即進行文明的不服從既然不可能，刊物就使我有可能把我的思想和心事自由地和人民群眾溝通起來。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刊物在這個受到考驗的時刻確實為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務，而對於揭露戒嚴法令的專橫殘暴也算是竭盡棉薄了。

第三十五章　在旁遮普

米凱爾·奧德耶爵士要我為旁遮普所發生的一切事變負責，而一些激動的旁遮普青年又把政府施行戒嚴的責任歸到我身上。他們斷言如果當初我不停止文明的不服從運動，就不會發生嘉裡安瓦拉花園的大屠殺。有人甚至更進一步恐嚇我說，如果我去旁遮普，他們就要把我幹掉。

然而我卻覺得我的立場十分正確而無可非議，凡是有理解能力的人都不會有什麼誤會。

我急於要到旁遮普去。我沒有去過那個地方，因此更想到那裡親自看看所發生的事情。沙提亞巴爾博士，克其魯博士和潘迪特·蘭巴茲·杜德·喬達理，原來曾經邀請我到那裡去的幾個人現在都下獄了。但是我相信政府決不敢把他們和別的囚徒關得太久。我每次到孟買去，都有很多旁遮普人來看我，遇到這種場合，我總是給他們打氣，這會給予他們安慰。當時我的自信心是有感染力的。

然而我到旁遮普的計劃總是一再拖延。每一次我要求總督准許我前往那裡的時候，他總是說“還沒有到時候”，所以就這麼拖下來了。

正在這個時候，漢德委員會宣佈要對旁遮普政府在戒嚴時刻所做的事情進行調查。西·弗·安德祿先生這時已到達旁遮普，他來信描述那裡的令人觸目驚心的事情，使我得到一個印象，就是戒嚴令產生的暴行甚至比報紙上所報道的還壞。他敦促我，叫我立刻到那裡去同他一起進行工作。同時，馬拉維亞吉也來電叫我立刻動身到旁遮普去。我再一次打電報問總督：現在我是否可以到旁遮普去了，他回電說等到某一個時候以後就可以去。現在我已記不清是哪一天了，我想大概是10月17日。

我到拉合爾所看見的情景使我終生不能忘懷。車站上從這頭到那頭簡直是人山人海，全市的人好象都出來了，在車站上熱切地期待著，彷彿在迎接一個闊別多年的親屬，而且是欣喜若狂。我住在已故潘迪特·蘭巴茲·杜德的家裡，而招待我的擔子卻落在沙羅拉·蒂維夫人身上。我說是一種擔子，是因為雖在當時，也和現在一樣，凡是我住的地方，總是川流不息地有人來往。

由於主要的旁遮普領導人都在獄中，我發現他們的地位已經恰當地被潘迪特·馬拉維亞吉、潘迪特·莫迪拉爾吉①和已故史華密·史羅曇納吉所代替。馬拉維亞吉和史羅曇納吉我從前就很熟悉了，但是我和莫迪拉爾吉建立密切的私人聯絡，這回還是第一次。所有這些領導人，還有當地幸而沒有被捕入獄的領導人，都使我立刻感到和他們相處極為親切，所以我在他們中間，並不覺得陌生。

①為印度共和國前任總理尼赫魯之父——譯註。

我們如何一致決定不給漢德委員會提供見證，這件事，現在已經成為歷史事件了。採取這個決定的理由當時曾經公開發表過，這裡不必重複了。簡單說這樣一句就夠了，事情相隔那麼多年了，現在回顧起來，我依然認為當時抵制這個委員會的決定是絕對正確和恰當的。

作為抵制漢德委員會的一個邏輯的結果是，我們決定成立一個非官方的調查委員會，代表國民大會黨進行幾乎是平行的調查。潘迪特·莫迪拉爾·尼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