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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服從運動以前，必須先建立一隊久經考驗、心地純潔而又完全瞭解非暴力抵抗的嚴格條件的志願人員。他們可以向人民說明這些原則，並且日以繼夜警惕著正確執行。

我懷著這些思想到達孟買，透過當地的非暴力抵抗大會成立了一個非暴力抵抗者志願隊，在他們的幫助之下開始教育人民的工作，使人民明白非暴力抵抗的意義及其內在含義。

這主要是靠印發關於這個問題的有教育意義的小冊子。

然而當這個工作正在進行的時候，我就看出來要使人民對非暴力抵抗的和平方面發生興趣，確實是一件艱苦的任務。應徵擔任這個工作的志願人員也不多。就是那些報名真正參加了的人，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進行經常的有系統的訓練，而且日子一久，擔任這個工作的人不是越來越多，卻是越來越少了。我這才明白文明的不服從的訓練，進展得不象原來我所想的那麼快。

第三十四章　《新生活》和《青年印度》

就這樣，一方面，當這個爭取保持非暴力方式的運動正在穩步地雖然緩慢地開展的時候，另一方面，政府非法鎮壓的政策卻在全力推行，特別是在旁遮普表現得特別露骨。領袖們紛紛被捕入獄，戒嚴的法令，換句話說，就是“無法”，公佈了，特別刑事法庭成立起來了。這些特別刑事法庭並不是正常的法院，而是些貫徹專制者專橫意志的工具。判決書是在沒有證據和公然違法的情況下宣佈的。在阿姆裡察，無辜的男女被弄得象熱鍋上的螞蟻似的惶惶不可終日。在我看來，和這次暴行相比，嘉裡安瓦拉花園的悲劇是不足道的，儘管引起印度和全世界人民注意的，主要的是那一次的悲劇。

我被催促立刻動身到旁遮普去，不管效果怎樣。我給總督寫過信，發過電報，要求他準我到那裡去，可是都沒有結果。如果我得不到許可而毅然前往，我就無法進入旁遮普境內，結果只好以文明的不服從為滿足。這使我深感進退兩難。事情很明顯，違反禁止我進入旁遮普的命令，我覺得不算是文明的不服從，因為我看不出在我周圍有我所需要的那種和平的氣氛，而旁遮普境內的肆無忌憚的鎮壓已經進一步擴大和加深了令人憤懣的情緒。所以對我來說，在這個時候進行文明的不服從，既使可能，也只能是火上加油。因此，我決定不顧朋友們的建議，不去旁遮普。這對我無異於嚥下苦藥。每天從旁遮普源源傳來不公正的和迫害人民的訊息，但是我卻只能坐在那裡無可奈何地咬牙切齒。

正在這個時候，一手把《孟買紀事報》造成一種巨大力量的洪尼曼先生突然被當局驅逐出境。我認為政府的這個行動充滿著汙穢，直到現在我的鼻子裡還聞到這種汙穢的惡臭。我知道洪尼曼先生從來不希望不合法的行動。他不喜歡我未經非暴力抵抗委員會的允許而去破壞旁遮普政府禁止我入境的命令，而且完全擁護停止文明的不服從的決定。事實上在我還沒有宣佈停止文明的不服從的決定以前，他就來信勸我這樣做了。只是因為孟買和阿赫梅達巴之間的距離，才使我在宣佈以後接到了他的信。他突然遭受驅逐這件事既令我痛心，也使我驚異。

由於發生了這些事情，《孟買紀事報》的董事們便要求我負起指導這張報紙的責任。佈列維先生已經參加那邊的工作，所以我用不著做多少事情。不過按照我的性格說，像經常一樣，我所擔負的這種責任，就會成為一種額外負擔。但是政府卻來解了我的圍；政府下令《紀事報》停止出版。

那些經營《紀事報》的朋友們，如烏瑪爾·蘇班尼和商卡拉爾·班克先生等，這時還掌握著《青年印度》，由於《紀事報》受到迫害，他們建議我擔負《青年印度》的主編職務，而且為了彌補《紀事報》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應由週刊改為雙週刊。我也覺得應當這麼辦。我正想把非暴力抵抗的內在意義向公眾進行宣傳，而且希望透過這個努力至少可以為旁遮普的形勢主持公道。因為在我所寫的文章後面，還隱含著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宣傳，這一點政府也很清楚。因此我很願意接受這些朋友們所提出來的建議。

但是怎樣透過英語來訓練一般群眾進行非暴力抵抗呢？我主要的工作範圍是在古遮拉特。印都拉爾·揚茲尼克先生那時候與蘇班尼和班克這一幫人有些聯絡。他正在經營古遮拉特文《新生活》月刊，這個刊物在經濟上得到了這幾位朋友的支援。他們把這個月刊也交給我處理，而印都拉爾也答應繼續幹下去。這個月刊便改為週刊。

後來《紀事報》又准許復刊了，因此《青年印度》又恢復原來週刊的形式。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出版兩個週刊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