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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所知道的，經過慎重的考慮以後，我感到不得不向閣下表明，由於我在本月（4月）26日的信上所說的那些理由，我本來不能參加這次會議，但是承蒙您接見面談之後，我終於決定參加，這不是由於別的原因，而確是出於我對您的最大的尊敬。我不想出席的理由之一——也許是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羅卡曼尼亞·狄拉克、貝桑特夫人和阿里弟兄沒有得到邀請參加這次會議。我認為他們是公認的最有力的領袖。直到現在我仍然感到沒有請他們參加是一個很大的失策，因此我謹向您建議如果在以後的省的會議中——我知道這是跟著就要舉行的——這些領袖們能夠被邀請貢獻他們有益的意見幫助政府的話，這次的損失還可以彌補。恕我斗膽直陳，任何政府都不會不重視象這些代表著廣大人民群眾的領袖，即使他們的觀點與政府的觀點根本不同。同時我又很高興的是，在這次會議的各個委員會上，各黨各派的意見都可以自由發表，就我來說，我是有意剋制我自己不在我所屬的委員會或在大會本身發表我的意見。我覺得只要我擁護大會所透過的決議，我就算是很好地為大會的宗旨服務了，而這一點我是毫無保留地做到了。我希望儘早化語言為行動，只要政府接受我的建議，這個建議我已另函同時附上。

“我承認在這危急的時刻，我們必須象我們已經決定的那樣給帝國以出自本意的和毫不含糊的支援，我們期望不久的將來能成為這個帝國的一個具有自治領地位的夥伴。不過這是一個簡單的真理：我們的響應是由於我們指望我們的目標能夠更快地實現。由此說來，即使主動承擔起這種責任能夠帶來相應的權利，人民仍有理由相信在您的講話中所談到的重大改革將體現在國大黨聯盟方案的一般主要原則中，我相信正是由於這種信念，使得大會的很多成員願意給予政府以衷心的合作。

“如果我能夠使我的同胞收回他們的要求，我一定要他們撤銷國大黨的一切決議，而在這大戰的危急期中，不再絮叨著要什麼‘自治’或‘責任政府’。我要使印度貢獻她所有身強力壯的男兒在帝國告危的時刻為帝國犧牲。

我知道印度採取了這個行動之後，就會成為帝國最得寵的夥伴，而種族歧視也就會成為過去的陳跡。然而事實上，印度的整個知識階層所決定的卻是採取比較無效的辦法，而現在誰也不能再說知識階層對於廣大群眾沒有什麼影響。自從我從南非回國以後，一直同農民們保持著極為密切的接觸。我希望能使您相信，自治的要求已廣泛地深入人心。上屆的國大黨大會我參加了，而國大黨大會所透過的要由一個國會機構明文規定在一定時刻內給予英屬印度一個完全的責任政府的決議，我也是起草人之一。我承認這是一個大膽的步驟，但是我相信，除非在最短期間實現一個明確的自治的幻想，印度人民是不會滿意的。我知道印度有很多人認為要達到這個目的，任何犧牲在所不惜，而且他們也很清楚，既然他們希望在帝國的範圍內達到最後的地位，他們也應當為帝國作出同等的犧牲。所以我們也懂得，我們只有全心全意地埋頭苦幹把帝國從當前的危險中拯救出來，我們才能縮短達到那個目標的行程。不承認這個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一種民族自殺。我們必須瞭解，如果我們拯救了帝國，我們在那個行動的本身中也就取得了自治。

“因此，這一點在我看來是很清楚的，就是為了保衛帝國，我們必須給帝國以所有可能的人力支援，但是在財政上，我們就不能提供同樣的支援了。我同農民們的密切交往使我相信，印度捐獻給帝國國庫的，已經遠遠超出了印度的能力之外。我知道我這樣說是代表著我國大部分同胞的意見的。

“這次會議對我來說，同時我相信對很多人也是一

樣，意味著為了共同的事業而貢獻生命的一個明確的步驟，但是我們所處的地位是特殊的。今天我們還夠不上算是帝國的夥伴。我們的貢獻是基於希望有一個更好的未來。如果我不把我們的希望清楚地、如實地告訴您，那我對您和我的同胞就不真實了。我並非為了實現這個希望而討價還價，但是您應當懂得，失望就等於幻滅。

“還有一件事情我不能省略。您曾經向我們呼籲，要我們放棄內部的分歧。如果這個呼籲是指容忍官員們的專橫和錯誤行為，我是無力響應的。我對有組織的橫暴決心抵抗到底。這個呼籲應該是指向官員們，要他們不得虐待平民、拋棄過去一貫的做法，多和人民商量，多尊重群眾的意見。我在三巴朗的時候，因為抗拒一種長時期的專制，最後竟不得不訴之於英國司法的最高權力。在凱達，不斷咒罵政府的人們，現在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