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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代創業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為微賤。公元1344年，旱災與饑荒降臨到他的故鄉時，數星期之內父母和長兄相繼去世。當時其既無資財購置棺槨，朱元璋和他另一位弟兄只好自已動手將他們草草掩埋，自此各奔前程。這位明朝的始祖，初時在一所廟宇內作徒弟，任雜役，當時尚未滿16歲。不久之後，他成為一個行腳僧，在淮河流域中靠乞食為生，在這情形之下，他和當日暴動的農民與秘密會社有了接觸，這些人物後來對改造朝代深有影響。原來元朝末年，朝廷對各地水旱的災荒缺乏適當的處置：經營水利的大工程則糾集了多數的勞工，其待遇也沒有保障；元軍的各將領則鉤心鬥角，各不相讓。於是各種條件都使當日胸懷大志的草莽英雄滿覺得時間業已成熟，乃是興兵發難的最好機會。朱元璋無師自通，又善於玩弄人物，於是仗著自己的組織才幹，將各種因素收集綜合起來。他花了12年的功夫，既經過忘命的戰鬥又靠胸中的計謀，終將其他諸人所掌握的地盤接收歸併，從今之後他的名位已無可抗衡。公元1368年他所控制的長江流域已是固若金湯，於是正式宣佈明朝的誕生。蒙古人的元朝毫不費力地被除逐，他們的末代皇帝也採取了一段前無先例的行動：他既不死於社稷，也不留著行禪讓禮，卻開宮門北奔，回到他祖先所來的草原中去。

高度中央集權

朱元璋奠都於南京（過去曾稱建康或金陵），在不少人的眼裡看來，這是一座“不吉樣”的國都，沒有一個朝代定都於此而能在史上站得長久，即使到近代的太平天國和蔣介石亦未能倖免。

可是孫逸仙稱南京“高山深水與平原鐘毓於一處”，這偉大的背景和他的眼光卻互相銜接。算來也與他的志趣相符合，今日他的陵墓以花岡石和大理石築成，即位於紫金山之陽，俯視南京城，視界遠眺無礙。

朱元璋在14世紀成為中國的國君。其既從極為卑賤的地位而登九五之尊，他也只有大刀闊斧的行事。他的都城城牆長近30英里（今日這磚砌的大架構依然存在），使南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磚牆環繞的城市，飛機可在城內起飛降落，城中又有竹林水塘，甚至大塊的蔬菜園，南京用不著郊外，它本身即是郊荒。

同時朱元璋在中國政治史經濟史和社會史上留下來的痕跡，也同樣的帶著戲劇性，其影響所及，至今未衰。當中最大的特色無乃極度的中央集權，如果今日美國也依法炮製，則不僅加利福尼亞和得克薩斯的州長要由華盛頓派充，即使各州的市長與警察局長也要由華府任免，甚至他們薪給和衙門裡的預算也同樣要經過中央核准才能算數。世界歷史中並無這樣的例子，以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由中樞管束嚴格到如是之程度。

這嚴緊的管制是鑑於前代之覆轍所產生。當蒙古政權被驅逐出境之日，元朝當然的被否定，即使是以前的趙宋也因為管理鬆懈而被指摘，撫今追昔，中國的官僚組織及人民如果整個地確守紀律保持團結，此泱泱大國決不會受制於外來之少數民族。大凡專制政體總離不開道德作護符，以明朝的事例而言，朱元璋本身即是他的發言人，他曾御製書刊數種，內中提到他的嚴刑峻法，仍是受昊天明命，非如此即不能使紀綱整肅。

事實上，維持高度的中央集權僅有紀律仍是不夠，當中大部分的成效，實因恐怖政治而獲得。朱元璋在歷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肅4次，時在公元1376年至l393年之間，被檢舉的物件有政府高階官員、高階將領、公費學生、尋常百姓、各處地主，以及家族首長。其檢舉之程式似有定型，起先首犯人物以貪汙謀反的名目造成刑獄，是否有真情實據不說，只是刑獄的範圍只有越做越大，與謀的同犯及嫌疑犯也愈羅致愈多，和主犯曾有來往也是有罪之憑據，一種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於死地（專家曾作估計，因這樣的檢舉而喪生的不下10萬人）。當案情結束之際，皇帝也以各項罪名將各審判官處死。

經過這4次整肅之後，這國家與社會即使以中國的標準看來，也算是極度均勻，從此中樞不設宰相，迄至明亡，這體制不變。國事不論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所謂“言官”，即監察人員，有權檢舉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