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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價值。可是在農業技術方面說，明代甚少進展。元代忽必烈所頒發之《農桑輯要》內中圖釋之農具，幾個世紀之後再無增進，可見得傳統的農業技術在相當時間之前即已達到其最高限度。

然則明朝盡力使中國內部均勻一致則超過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後華北即無異族逗留的痕跡，華南有了省區之間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廣大的地區，也使西南之少數民族更感到壓力。歷史上估計中國的人口，總多少帶有冒險性。可是中外學者已有共同的觀念，認為公元1600年前後，中國人口巳接近15000萬，這是歷史上的最高點。雖說明律不許人民泛海，事實上向東南亞各國移民好像未曾間斷。公元1567年明政府已片面開放福建之月港，當地接近廈門。以後國際貿易相次展開於廣州及澳門似從1578年始。

利瑪竇於公元1595年來到南京，1598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紀錄。我們今日看來，可以想見中國在16世紀末葉，頗像一種玉製的裝飾品：從美術的角度看來有它本身之完滿，可是在結構的方面看來實為脆弱。因為受著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內部的增進已至極限。用不著說，這樣一個國家不容易動員，對外界的壓力亦缺乏抵禦的實力。

張居正與萬曆皇帝

實際上在利瑪竇行經大運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國已經嘗試著窮最後之力作一番振作。這運動是由張居正一手經營，他這時是首席大學士，同時也是朱翊鈞（即萬曆皇帝）的導師。當萬曆在公元1572年以9歲登極之日，張居正因皇太后之信託，成為皇帝的保護人。他和宮內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於是行使職權時具有相當的威望，有如宰相，只是沒有宰相之名目。他將自己的親信佈置在內外機要之處，也將自己權勢推廣至朝臣之監察彈劾部門和文書教育部門，同時親身管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張居正不辭勞瘁，經常以個人之書牘和各地巡撫總督談論國事中之各種問題，所以各種方針與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當各臣僚建議於御前。而張居正以大學士的資格代皇帝批答時，不過將經過協定的謀略具體化。張居正既有人事權，便常引用各人的升遷為餌來籠絡部屬，張居正以這種方法獨攬國事達10年之久，迄至1582年他剛57歲卻出人意外的溘然長逝。

張居正具有智謀，精力充沛，也會使用手段，而且經恆持久。他遇到最大的困難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造成的大帝國自創立之始即不容改革。它不像一個國家，而像由一種文化塑成的形體。在某些地區，衛所制度無法廢止而找到接替的辦法，而國家的財政資源則過於分離散漫。

張之運動不能算是整體的改革或區域性的改革，它不過重整紀律而嚴格地奉行節儉。在他策劃之下，所有不緊急的支出全部從緩。預算之緊縮及於各部門，所有賬目均嚴格地核查。各地方政府必須強迫達成節餘，毫無寬貸。所有官員都要將任內稅收數額如預定的徵足，非如此則不能升遷，即已退休的官員也可能召回追究責任。此時剛值倭寇蕩平和俺答和議成功之際，這一套部署使明帝國在10年內，國庫裡存積銀1250萬兩。茲後在公元1592年及1597年明軍兩次被遣往朝鮮阻擋豐臣秀吉的入侵，作戰時兩方都犯有戰術及戰略上的錯誤，經年勝負未決，只是明軍能支援到1598年秀吉之去世，因此雖無決定性的勝利卻已達到戰果。造成這結局的一個主要因素，即是支用張居正攬政時代之庫存，使軍費有了著落。

可是張居正從未企圖改組政府或重新創制文官組織。除了加緊邊防之外，他唯一可能導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驟乃是1580年的全國士地測量。不過在測量結果尚待稽核之際張本人先已去世，以後無人主持，其數字未得繼任者的切實注意。

張居正的籌措雖有限度卻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這運動的主持者身故，反對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機捲土重來。而另一批人則認為張逾越了他的許可權，他們聯合起來進行一場平反，而此時擁張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員則被排斥，他所主持的各事也為之停頓。

萬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對派的指摘，認為張居正確實矇蔽了御前的視聽，而下令褫除張居正生前的各種榮銜。他沒有看清臣下本有各種小集團，也各懷不能公開的利害關係，倒因藉著擁張與倒張，整肅和平反，更分成派別。再加以萬曆自己對於傳位的問題處置乖方，使情形更為惡化。這兩件事原不相關聯，只是彼此都與明帝國的基本組織有關。自當時人的眼光看來也彼此都與道德有關，於是各種問題一起時彙集，都助成黨派間的辯駁。1587年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