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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他指示以後習慣法處置商人案件時概照商業習慣。這對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極大影響，尤其是關於遺傳典當、動產處置和不履行契約之賠償等。

事實上奧倫治家的威廉對英國事物沒有深厚的興趣。瑪麗承繼斯圖亞特王朝之名，不過是個凡事依從的妻子。他們可以被擁戴為國王與王后，無非表示下端的改組已大致安定。這時，元首對國事缺乏成見反可視作一種長處。有了這樣的改組，國會至上至此成為事實。私人財產權被確定，也成了新政權的施政邏輯。內閣制和兩黨製出現已指日可待。

1693年的皇家礦法（Mines　Royal　Act）取消了國王自所有礦砂內提取金銀的特權。過去這規定阻礙著工礦的發展，新法案對新投資極有引導力。次年再有英倫銀行誕生。新銀行貸款於政府，使公債從此成為一種永久制度，國王個人再不對之負責。事實上威廉與瑪麗尚為這銀行首一首二的股東，可見得公私之界線已劃分明白。有了這些舉措，英國之現代化已具定型。毫無疑義，國事之決策從茲可以用商業原則處理。

1689年的革命以“光榮”稱，不僅因為只有極少流血，也因為這革命將幾十年來的成果一併收納。這是一塊新的里程碑。以後只用司法決定何者為合法何者為不合，即可將體制內不應產生的技節剷除了。

自此我們再重新檢討以貨幣管制的三個條件，亦即信用之展開、經理與所有權分離、服務之全般活用，也可看出英國在18世紀初年已充分與之相符。自從1694年成立英倫銀行，這國家經驗到的信用膨脹有了現代尺度。1702至1714年國家歲出由500萬鎊增至700萬鎊，同時期內國債由1300萬積至3600萬鎊。馬爾波羅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邱吉爾之祖先）能夠打敗法軍，得力於十多個歐洲大陸的城市貸款支援他的軍事行動。貸款的人一聽說倫敦商人全都支援英倫銀行，不待勸說即解囊。這也可算得第一次“國際貨幣基金”所做的投機主意：現代戰爭之具商業性，自此更明顯。讀到這裡，也可以欣賞鮑爾教授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是國家”的意思。

英國既已發展到這程度，她於是在國際財政界突出於荷蘭之前。過去荷蘭壟斷了船舶的海上保險，即英國船隻在17世紀也由荷蘭保險，現在英國取而代之。一般看來，凡是荷蘭能做的事，英國只有做得更好。其秘訣在於將國家經濟的下層機構發展之後，以習慣法和衡平法結合用作新體制上下之間的聯絡，於是農業之財富和商業之利益有了交流的孔道。兩種事業也可以彼此扶持。英國的鄉紳與新興市民階級相得益彰。自詹姆土一世從蘇格蘭到英國踐作以來，宗教上的爭端經常使國家處於動盪的局面裡。可是在現代人的眼光裡，這宗教爭端已毫不相關了。當然，所有工作並未全部完成。更多圈地法案還待透過，農業土地才能極盡其用，付費公路才能修築，農業剩餘的勞工才能轉用到城市。他們構成了城市間的無產階級，為新興工業廉價勞動力之來源。可是至此一種無可逆轉之處業已到達。英國人一眼看回去，他們總可以視1689年為他們歷史上一塊重要的里程碑。其他行動或受調整或被逆轉，而光榮革命的結果永在。

中西對照

以上所說與中國歷史有何關係？

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並非偶然出現之事物，只在出現的國家裡有效。人類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們不斷屯集物資，終於在商業之間找到實踐的滿足。它所創造的式樣，以後成為政治體系的施政原則。這些辦法有好處，也有壞處；它們可以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濫用。可是當中所有財貨和各種服務都應當能互相交換，也能由法律監視的原則已不可磨滅。它已經開啟了科學的探討和技術的引用。它已經使人類的生活更為富麗；它已經被視作將世界各國分等級的標準。這種物質生活有馬基維利、霍布斯與洛克等人所予意識形態的支援，已經成為西方思想的重要體系。在20世紀末期，世界歷史成為一元之際，我們看不出在研究中國歷史時如何能忽視資本主義產生的的過程。威尼斯銀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銀行，更有英倫銀行，也和義大利之文藝復興、北歐文藝復興與英國文藝復興印證。這已不是單獨且分散的例子，而是前後互相貫通的史蹟，業已擺在中國人應走的道路上。說來不怕粗略，從直率的眼光看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也可以視作對這種挑戰的各項反應。我們所能想象的結局，也無非大陸整塊土地上產生的中國文明和這西方的海洋文化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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