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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可是在這錯誤的後面仍有一種不同的人生哲學。1958年年底，劉少奇指摘毛澤東時以為他已創造了無階級社會，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樣就算得上共產主義，中國的社會也無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了。這一切，劉綜合稱為“一個烏托邦的夢想”①。

經濟企劃失敗，加上蘇聯收手及收成無起色，毛澤東的命運跌至最低點。可是他不甘心。他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場。這看來也奇怪：如何一個人會有這樣的力量？而事後全國都認為這一切都是“錯誤”、“離奇謊言”、“恐怖空氣”？這樣，我們如何說明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

簡概說來，文革不能以參與者的言行解釋，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觀察者而獲得適當解釋。它在歷史上的意義可能尚在毛澤東本人理解之外。毛做農民運動前後40年，也解決了歷來在中國歷史裡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問題，他並作詩自為炫耀。在其過程中，他也有兩弟一妹一妻一子慘死，他卻覺得他的權力足以保全他創下的運動。同時，不要高層機構著手的廣泛群眾運動也是他的一貫作風。他既有人之弱點，也可能在給新興官僚和一班文學藝術家打擊時感到惡意的滿足。很少人提及，毛所創的低層機構從未與上端構成組織結構上的聯絡，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識形態為憑。一到實際的政治作風露出真相時，毛澤東即想不出自己為何必須放棄他做中國革命發言人的地位。這時候他只要和林彪聯絡，又動員紅衛兵，就完成了重新奪取領導權的一切準備。

毛澤東雖孜孜不倦讀史，卻想不到自己不過歷史的工具，他，毛澤東，一生事業也不過是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環。他已經掃除了農村內放債收租的陋習，過去這習慣如癌症般影響到鄉村裡每一個細胞的健康，阻擋中國的現代化。可是要把因此而產生的均平主義當作最終目的，從今之後一切都維持原狀，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過產生一種現代形式的“均田”。從過去的經驗看來，這種制度縱有政府下令保護，亦無從防制日後的侵蝕。毛好像不是對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確曾囑咐江青不要搞“四人幫”，暫且不說。無可否認，最後幾年他已與林彪疏遠而決絕，而且讓周恩來與尼克松及基辛格接觸。至此看來，他已經在尋覓另外的對策。

經濟成長與法制

只是中共如要和過去傳統上的朝代形式隔絕，那它應當使這新的下層機構成為一個不受拖累，可能生長擴大的經濟基礎。因此經濟也務必要多元化，盡力將互相交換的條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如此，中國解剖學上的型式——一個潛水艇夾肉麵包的模樣——才可一去不復還。要是能做到這田地，則文革沒有白費。雖說十年離亂，它也供給了一個新改組的機會。況且它的摸索也產生不少教訓。文革也顯示中國在毛的佈置之下雖執拗而不能穩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間的法制性聯絡才能談得上革命最後成功。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很多國家一經現代化，總是隨著有經濟上的生長擴充。當中的步驟不能全部預先籌措，大致上只能因內外壓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破階段，這運動已替它自已選擇了當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與督導仍然必要，卻已處於次要。多元化的社會（plural　society）必因著經濟多元化而興起。一種自然而然的現象使這運動加速。也就是說其要點在掃除當中之障礙，不是預作理想上的答案去解決假設的問題。從一切的情形看來，中國已突破這駐點。

中國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處也有壞處。西方人士經常提及的一個印象是，內中有多數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國人民，又有一群貪汙枉法之官吏，不外我們所說潛水艇夾肉麵包之另一面，本書早已不厭再四提及。這是一個不合時代的體制。因為它的原故，中國上下在過去100年內業蒙受重大犧牲。今日它被剷除，只有極少的人為它流淚。這樣的背景使我們想見今後幾十年內是從事中國法制生活人士的黃金時代。他們有極多機會接受挑戰，儘量創造。針對物質生活的新範圍，必有新法律產生。這種工作過去無從提前先做，有如汽車尚未發明之際無從預先構成高速的現代交通管制法案。英國17世紀的經驗又使我們體會到，起先看來互不相容之觀念，一旦被環境逼迫，到時也可能同時為法律容納而調和。即是立法程式不及，也仍可以利用司法機關審案的機會補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個問題：是否中國已在實驗資本主義？我們看來，這問題的本身即應重新考慮。當一個10億人口的國家以超過一世紀的時間完成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革命，則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