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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時分割得如房間大小，耕牛無從轉身。有時所謂地主與佃農只有大同小異，彼此距捱餓不過只兩三步。放高利貸已是千篇一律，及於放貸者的親戚與鄰舍。所謂剝削也包括僱人工作而給予低過生活費之工資。在這種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濟貧，也難劃分界線。這種種現實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事蹟。當初農村問題本已嚴重，最少近幾十年來又無人過問，只令之江河日下，況又內外煎逼，農村且還要承受戰爭與災荒的後果。

毛澤東乃是古今一大宣傳家，他認為“蔣介石與美帝”應對這情形負責。在他筆下，凡是中國傳統內之事物全可以稱為“封建”。內戰期間，凡是青年男女受過教育或只有幾分教育的，都全部募來組織戰線後面的工作。中國既已有了整個年輕的一代對現狀不滿，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幹部。

美國作家韓丁（William　Hinton）已將山西省一個村莊裡土地革命的情形寫成專制《翻身》出版，也可視作一種古典型的紀錄。鬥爭以恐怖政策起頭。一批鄉間的流氓地痞先進入鄉村將這村莊制住，中共的幹部也用威脅利誘的手段鼓動村民。村民因為過去文教的束縛不願出頭，幾經慫恿才提到各人恩怨。等到情緒被激起，他們即將村中若干生活過得去者的家產沒收，也有好幾個過去為惡的人被當場打死。可是這一切也還不過是一段序幕。一到中共的控制穩定，整個地區也在掌握中，另有一批新幹部進入。過度的行為被檢點；對過去之事尋差報仇也不再繼續。村民開始行使他們的選舉權，整個地區內共產黨員的名單也開始露白。所有黨員都要—一在人民面前對賬，稱為“過關”，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為共產黨員，或也要改造學習。各幹部將馬克思的勞力價值說（一切價值出於勞力）教與村民。重新分配土地時固然視家庭內之需要，也顧及其已有之勞力。事無大小，共產黨員均不厭其詳的—一區分。其所作調查統計之細超過任何習慣之標準。用道德規勸的時候也貫穿各人良心。毛澤東與共產黨人執行土地改革之精，確實令人驚訝。讀《翻身》，一個讀者可以體會到整個社會實際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盧梭所謂“高尚的野蠻人”在此時出現，也開始組織他們的“社會契約”。主要的行動全經過協定，詳細規劃，初步試驗、修訂，付之實施、重新檢討，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數。在村莊之外，地區工作人員檢討他們的工作時，其擴大會議可以糾集到幾百個代表討論上好兒個星期。韓丁提出，在1947年的一次會議，有1700個代表參加討論了85天。

這樣一來，中共與毛澤東替中國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重分土地之後，不僅使以後組織農民合作社和公社相當容易，同時毛和中共也構成了一種發號施令之體制，由以萬計的村民大會一直向上結合而成。它們又有農民協會和貧農團體支援。某些單位等於選區。有了這樣的力量擺在他們後邊，中共從此對付國民黨的軍隊已無實質上的困難。國民黨軍所轄疆土日蹙，防線也愈退近各市區的城垣。

1950年間的成功，加上與美軍作戰至少也打得一個平手，大為增進了毛的威信。經濟方面的成功也不難道出：1949年以前中國可謂有三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在東北原來有“日滿鮮”體系，東北的生產和分配只向日本與朝鮮的配合。沿海的城市經濟大體向外，由國際力量支配。中國內地既為農民叢集之區，一向被遺棄如孤兒。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三位一體，全部經過共同管制。蘇聯援助數量極為有限，但是無耗費的放在有效之處實施，也發揮了功用。農地集體化，除去了當中的阡陌，減少了荒廢，也節省了人工。中國的工業本來就級位低，又受多年戰爭損壞，所以經整頓培植，新狀態就和以前豁然不同。只是以上的條件都只一次有效，而缺乏迴圈性。到1958年，所有有利條件或已用盡，或無從繼續。

在這關頭，毛澤東1958年提出的大躍進顯示他以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問題都可解決。“後院鍊鋼”成為一時風尚。當各種事業缺乏資本的時候，毛認為，鼓足幹勁，筋肉上的額外付出能創造資本。當經濟內服務性質的事業用到盡頭時，他認為即地生產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並規避科技之需要。這樣一來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原始經濟，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過限度做到極端。他力之不及，則雖必需卻令其付諸闕如。自此，這些原始的細胞之間產生了各種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也無法利用。這和現代經濟原則相違。後者抓住各地區和各因素間之不平衡，將一種互為協定的辦法使一切整體化，而在更大的地區及更高的層次取得平衡。大躍進的災害已經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