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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頭上。當參議院在6月16日以壓倒性多數否決了“帕特曼提案”的時候，正在國會大廈的臺階上守夜的退伍老兵們強忍住內心的失望，振奮人心地唱起了《美國》這首歌。　。。

第二章　新的生活設計（6）

7月初，當國會投票決定為窮困潦倒的遊行者們支付回家路費的時候，大約有5；000人離開了華盛頓。這個月的晚些時候，隨著國會的休會，總統命令陸軍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讓其餘的人疏散。這些人與華盛頓警察之間的暴力衝突導致了兩名退伍老兵的死亡。帶著催淚瓦斯和刺刀的軍隊很快就驅散了那些掉隊的人，他們撤回各自來的地方，或者加入了沿途（公路和鐵路）被逐出者們的流浪洪流。有人在某些容易激動的圈子裡聽到了這樣的談話：老兵們將會遵循外國的先例，成為一場革命——不管是向左還是向右——的先頭部隊，無論如何，這樣的談話被證明是愚蠢的。

即使是在1932年最黑暗的日子，美國人依然堅信民主程式，這是人民滿懷希望的習慣，是他們對“外國”煽動者的不信任。當美國公民渴望改變的時候，他們所指望的，必定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①。在不同的地方，在幾個工業中心，不滿在鍋蓋之下慢燉著：比方說，有工團主義背景的西雅圖以及該市的失業公民聯盟在1932年的活動；或者，城市信用達到枯竭之後的底特律以及開始渾水摸魚的查爾斯？E。

庫格林神父。但是在別的地方，人們以堅忍的意志接受了同樣糟糕的處境。

在紐約市，無家可歸的人睡在地鐵車站。1932年，在中央公園一個廢棄的蓄水池裡，一個被稱做“胡佛谷”的著名的本地居民點在那裡繁衍生息，這裡的居民以變質的麵包和市場的垃圾為食，他們面無表情地凝視著被空了一半的摩天大樓所圍起來的曼哈頓的剪影。在俄亥俄州的揚斯敦市（那裡的鍊鋼平爐最近因為一家重要工業企業的進取精神而點燃），數以百計流浪漢擠在市政垃圾焚化爐所在的建築裡取暖。全國各地都有人住在廢棄的工廠、側軌上的貨運車箱或者用廢木料和敲扁的易拉罐所搭起的棚屋裡。拖家帶口的無家可歸者往往聚集在市郊，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這些人都是沒有購買力的消費者。到1932年夏天，很多社群把公共土地交給失業者作為小農場或菜園來耕作種植。例如，在印地安那州的加里市，有兩萬家庭在該市借給他們的土地上給自己種糧食。

儘管官方反覆保證，不會讓任何人餓死，但在紐約市，1933年已知的死於飢餓的人至少有29個，而在全國各地，據報告，1934年之前有110個這樣的死亡例項（主要是孩子）。而死於疾病、意外事件和整體崩潰的受害者則遠遠要多得多，就最後一種情況而言，飢餓是他們死亡的主要原因。在1928～1932年間，費城的公共衛生中心所診斷的營養不良的病例增長了60％，尤其是在6歲～16歲這個年齡段。牛奶、雞蛋和新鮮水果消費的急劇下降，十分清楚地顯示了佝僂病、壞血病和糙皮病的相應增長。在紐約的一家健康中心，公共保健護理全國組織報告，營養不良的患者從1928年佔患者總數的18％，增長到了1931年的60％，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字。

“玉米粥”如此長時間地是南方貧窮白人的“毒藥”，如今，其他地區新增窮人的食物在營養不良上可以與之相匹敵，他們以麵包、馬鈴薯和豆類為主食，加上一個禮拜來點捲心菜，就算是改善伙食了。自然，餐館經理常常會捐贈一些殘羹剩菜，麵包師捐贈他們的變質麵包，水果蔬菜批發商則捐贈他們的過熟產品。在下東城，卡車司機偶爾會從車上掉下一箱桔子，並假裝對散落一地的水果一無所知。惡化的極致是吃垃圾，很多城市都有過這樣的行為。1932年，一幫調查芝加哥貧民窟的人描繪了這樣一幕：“在正卸下垃圾及其他廢棄物的卡車周圍，大約有35個男人、女人和孩子。卡車剛一離開垃圾堆，他們所有人便開始用棍子（有些人乾脆用手）去挖，抓住零零碎碎的食物和蔬菜。”

大蕭條所帶來的煩惱和掙扎，讓少數人承受了無法忍受的後果。1930～1932年間，公立醫院中因患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數，年增長率幾乎是1922～1930年間的三倍。當然，這一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私立醫院沒有能力照料精神病患者。但在紐約州，每10萬人口當中精神病患者的數量在1932～1933年間記錄了一次急劇的增長。

然而，在股票市場崩盤之後，人們預料自殺率將會有驚人的增長，但這並沒有得到事實的佐證。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