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膊說：“走吧，阿道夫，在這兒沒有什麼事可幹了！”

但是，為了見到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魯登道夫，他們還是到了首都。平時，魯登道夫正準備喬裝南逃，並與許多觀點相同的北德人磋商，其中包括“鋼盔”黨人，由老軍人組成的超級民族主義集團成員，以及大量得到工業家資助的“民間”組織的領導人等。埃卡特還將他的學生介紹給鋼琴製造商的夫人赫侖·貝希斯坦主辦的沙龍。一見面，她立刻為“年輕的德國救世主”所傾倒，並答應將他介紹給她圈子內其他有影響的人物。

3月31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這可能是出於自願，但更有可能是授權這樣做的。他打起揹包，領取了50馬克的退伍費，以及一件大衣、一頂帽子、一件外衣、若干條短褲、一套內衣、一件襯衣、若干雙襪子和鞋。他在德爾希大街41號向人轉租了一間小房。這是個中產階級的居住地，靠近易薩爾河。這裡大都是三四層樓的建築物，樓下是商店或辦公室，樓上是小單元房或單身房。

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長15英尺，寬只有8英尺，比他在曼納海姆住的房子大不了多少。這是本樓最冷的房子，據房東埃爾蘭格說，“租這間房的客人有些人住病了。我們現在用它作雜物間，誰也不會再租它。”

希特勒選擇的住房離《慕尼黑觀察家報》只有一箭之遙，這決不是偶然的。這家報紙已易名為《人民觀察家報》，繼續充當反猶反馬克思主義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猶思想大都由這家報紙反映出來。例如，不久前，這家報紙在頭版頭條刊登的標題是《給猶太人一點顏色瞧瞧！》作者認為不管措施如何殘酷，都應把猶太人從德國全部清除出去。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國逃亡者之手，希特勒從中獲得了不少有關共產主義越來越危險的情況。

他自己的首要目標卻是猶太人及和平條約，其次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對於德國共產黨人之獻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欽敬，恨不得把他們爭取過來。在一起題為《日耳曼與猶太布林什維克主義》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薦過他稱之為“日耳曼布林什維克主義”。一次，在演講時（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對參加黨內會議的人說，德國的共產黨人是有理想的，他們不自覺地在為拯救德國而鬥爭。

俄國的逃亡分子極力反對這一妥協。無論在文章中還是在談話中，他們關於布林什維克主義危險之說，對希特勒的影響越來越大。在這些來自東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於說服人的要算是阿爾弗萊德·羅森堡，即那位來自埃斯托尼亞的青年建築師兼畫家。首次相見時，彼此對對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說他令我傾倒，那我是在撒謊”，羅森堡回憶說。只是在聽了他的公開演說後，他才對希特勒入了迷。“這裡，我看到了一個前線的老戰士是如何以一個自由人的勇氣，赤手空拳地、明確地、令人信服地進行這一斗爭的。在聽他講演15分鐘後，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於此。”

在爾後的幾個月裡，隨著羅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週刊和其他民族與種族主義的刊物上的相繼出現，兩人便互相親近，彼此傾慕。給希特勒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羅森堡說，布林什維主義不外乎是猶太人征服世界之龐大的全球戰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後的“證據”是在具有歷史意義的霍夫布勞斯大會後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觀察家報》發表了《復國長者之議定書》。這份議定書被認為是“復國長者”在瑞士的巴塞爾舉行的。旨在陰謀征服世界的24次秘密會議的書面報告（*這份“議定書”是在反猶主義的溫床法國草擬的，草擬人是沙皇的奸細，幾年後即在19世紀末發表於俄國。在德國首次發表的時間是在停戰協定簽訂後一年，發表在一俄國移民雜誌上，未產生重大影響。它原是業餘的偽造檔案，卻被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捧為福音。在俄國皇室被屠殺後。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發現了一份《議定書》、一本《聖經》和一本《戰爭與和平》）。《議定書》是希特勒對猶太人存在偏見和恐懼之佐證，也是他與羅森堡的關係之轉折點。此後，希特勒便將羅森堡關於警惕布林什維主義之說牢記在心，而迄今為止仍屬枝節的共產主義問題，也逐漸在黨的信條中加重了份量。

接受《議定書》的也絕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5月，倫敦的《泰晤士報》發表一起長文，該文聲稱，此《議定書》系猶太人為猶太人而寫的真實檔案，應認真對待。反猶主義原系主張信奉基督教的人們首先鼓吹的；《議定書》不僅在全歐各國流傳，而且流入並發表在南北美洲，這就加劇了心懷惡意的反猶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