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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想逃跑。“我以巨大的耐心對它（它聽不懂德語），慢慢令它習慣與我相處。”希特勒給它取名叫“小狐狸”，並教它諸如爬梯子之類的把戲。白天，“小狐狸”與他從不分離；晚間，它就睡在他身旁。

一月底，希特勒又給波普寫了一封信，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對峙，然而是惡戰的情景：

……由於雨水不斷（沒有冬季），又近海，地勢又低，此地的草地和田野活像是無底的沼澤；街道上到處是粘粘糊糊的泥漿。步兵的戰壕、掩體、大炮陣地、交通溝以及鐵絲網、“狼窩”、地雷陣等等，都設在這樣的泥潭裡。這真是個奇形怪狀的陣地。

二月，他寫信給赫普法官，描述了他的戰鬥經歷。奇怪的是在信的末尾，他卻談到了政治：

我常常想起慕尼黑。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我們能把賬與這夥強盜算清楚，不管代價如何，能儘快與他們交手。待我們中有幸返回家園的人們回家時，能看到家園更加純潔，並盪滌盡了外國影響。這樣，成千上萬人每天在這裡忍受的犧牲和痛苦，以及為了反對國際敵人，這裡日日流成河的鮮血，不但使德國的外侮得以消滅，且能使國內的國際主義得以打破。

每當被問其他是哪裡人時，希特勒總是回答說，他的家是十六團——不是奧地利——戰爭結束後他將在慕尼黑生活。然而，他們首先得贏得戰爭！在這點上，他是瘋狂的：如果有人開玩笑說戰爭永遠也不會打贏時，他便變得瘋狂，在室內來回踱步，說英國必將失敗，如同“禱告時必說阿門”一樣。

同志們在談論食物或女人時，他則專心致志地讀書或作畫，但是，一旦話題轉入嚴肅的主題上，他便會停下來大發議論。他的同志們大都頭腦簡單，聽到他滔滔不絕的議論，個個都如痴似呆。他們都喜歡聽他“口若懸河”地議論藝術、建築等等。由於“他眼前常常攤開一本書”，他是個知識分子的印象也隨之得到加強。他揹包中常常有幾本書，其中一本系叔本華所著（《我從其中學到許多東西》）。這位哲學家一再強調的盲目意志的力量，以及這種力量必然取得的勝利，肯定在他腦中引起反響。

到1915年夏末，希特勒已成了團部不可缺少的人物，由於與各營各連指揮所相通的電話線常被敵炮火打斷，通訊只好靠通訊員聯絡。“我們很快便發現”，魏德曼中尉回憶道，“最可靠的通訊員是哪一個。”（*1935年，弗里茲·魏德曼成了希特勒的副官，4年後，因反對元首的外交政策，遭解職。在他所著的書中，他說，希特勒對其戰爭經歷的記憶好極了。“在講述他的經歷時，我從未發現他在撒謊或言過其實。”）其他通訊員對他之機智和不平凡的勇氣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能像他童年時書上讀到的印第安人一樣爬往前線。然而，在希特勒身上也有些東西使某些士兵不安。他太與眾不同，責任感太重。“把信送到目的地”，一次他教訓另一名通訊員說，“比個人的雄心壯志，或為了滿足好奇心，更加重要。”他常急於上陣，常常不請自來，替其他通訊員送信。

六七月間，戰鬥的速度加快了，送信的任務十分頻繁，開始在希特勒身上產生影響。他的臉變得蠟黃而消瘦。每當天不亮英軍開始炮擊時，他便從床上一躍而起，拿起步槍，在室內急劇地來回踱步，“像出發前的賽馬一樣，”直到把所有人都吵醒。對別人的笨拙，他變得更加不耐煩。若有人抱怨食品太少，他便厲聲駁斥說，1870年時法軍吃老鼠！

9月25日，英軍加緊進攻。至黃昏，十六團全線吃緊。與前線的電話通訊突然中斷。希特勒與另外一名通訊員前往看個究竟。他們“僥倖”回來報告說，電線已被打斷。由於敵強攻在即，希特勒被派往前沿廣播，以警告各部隊。他再次九死一生，未被猛烈的炮火擊斃。

在過去數月中，他多次差點兒送命，卻化險為夷。他的命好像有護身符似的。“一次，我在戰壕裡與幾位同志一起吃晚飯”，多年後他對英國記者華德·普賴斯說，“突然，有個聲音好像在對我說，‘快起來到那邊去’。聲音清晰，且不絕於耳，我只好機械地服從，好像它是一道軍事命令似的。我手裡捧著飯盒，立刻起身，沿著戰壕行走了約20碼。我坐下來繼續進食時，心也安定多了。但我還沒吃兩口，只見火光一閃，接著便從我原來的地方傳來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一顆流彈在我坐的位置上爆炸了，留在原地的人全被炸死。”

也許，那是常有先知先覺的季節吧。那年秋，一天晚上，正當秋霜使大地變得灰白時，他寫了一首怪詩。此時此刻，他或許感覺到了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