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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差不多寫好了一部論勞動者和土地的關係的自然條件的著作，”卡塔瓦索夫說。“我不是專家，但是我，作為自然科學家，很高興他沒有把人類看作動物學法則以外的東西；而且，恰恰相反，把人類看作要依周圍環境而轉移的東西，而且在這種從屬關係中去探求它的發展規律。”

“非常有趣哩，”梅特羅夫說。

“我確實著手寫了一部論農業的著作，但是研究了農業的主要因素——勞動者，”列文臉紅了說。“我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一個完全出乎意外的結論。”

於是列文小心謹慎地，好像摸索道路一樣，開始闡明他的見解。他知道梅特羅夫寫過一篇反對眾所公認的政治經濟學的學說的文章，但是他不知道以他這種標新立異的見解能使他同情到什麼程度，而且從那位學者的沉著而聰明的臉上的表情也推測不出來。

“但是您在哪方面看出俄羅斯勞動者的特殊性呢？”梅特羅夫說。“譬如說，是從他的生物學的性質呢，還是從他所處的環境？”

列文覺察出這問題裡已經包含著一種他不同意的觀點；但是他繼續闡述他的見解，說俄羅斯的勞動者對土地的看法和其他民族迥然不同。為了說明這種理論，他連忙補充說，按他的見解，俄羅斯人民的這種觀點是由於他們意識到移民到東方的廣闊無人地區是他們的職責。

“根據一個民族的一般職責來下結論，是容易誤入歧途的，”梅特羅夫說，打斷列文的話。“勞動者的情況永遠是以他同土地和資本的關係為轉移的。”

於是不容列文解釋他的觀點，梅特羅夫就開口闡明他自己的學說與眾不同的特色。

列文不明白他的學說的特色究竟何在，因為他根本不花費腦筋去了解。他看出梅特羅夫也像別人一樣，儘管他曾在文章裡大肆反駁經濟學家們的理論，但他照樣還是僅僅從資本、工資和地租的觀點來考察俄羅斯勞動者的狀況的。雖然他不得不承認在俄國東部——在俄國最大的一部分土地上——地租仍然等於零，而工資——對於俄國八千萬人口中的十分之九的人說來——也不過剛剛夠維持生活罷了，除了最原始的工具，資本還不存在，但他卻只從這種觀點來看所有的勞動者，雖然在好多論點上他和經濟學家們並不一致，自己有一套工資理論，就是他向列文闡述的。

列文勉勉強強地聽著，最初還表示異議。他想要截斷梅特羅夫的話，陳述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這樣會進一步說明梅特羅夫的見解是畫蛇添足。但是後來確信他們的看法是那樣不同，彼此之間永遠也不會了解，因此他就不再反駁，只是聽聽而已。雖然對梅特羅夫說的話他現在絲毫也不感興趣了，但是聽著他說仍然覺得有點得意。由於這麼一位博學多識的人居然會這樣甘心情願地、這樣用心地對他說明他的見解，而且那麼相信列文在這個論題方面的學識，以致有時只用一點暗示來說明事情的全貌，因此使列文得意得不得了。他認為這都是因為人家看得起他，殊不知梅特羅夫跟他接近的人們談來談去都談膩了，因此特別願意跟每個生人談談他所研究的、但是自己還不大明瞭的題目。

“恐怕我們要遲到了，”卡塔瓦索夫說，梅特羅夫一結束長篇大論，他立刻就瞧了瞧表。

“是的，今天業餘協會舉行慶祝斯溫季奇的五十週年紀念大會，”卡塔瓦索夫說，回答列文的詢問。“彼得·伊萬內奇和我商量好了一路去。我答應朗誦一篇論他在生物學方面的成就的文章。跟我們去吧，很有趣呢。”

“是的，的確到時候了。”梅特羅夫說。“跟我們去吧，由那裡，如果你喜歡的話，請到舍下坐坐。我非常高興聽聽你的大作。”

“噢，不！還不行，還沒有寫完哩！不過我倒很高興去參加紀念會。”

“您聽說了嗎，朋友？我單獨呈上去一份報告，”卡塔瓦索夫由另外一間房裡喊道，他正在那裡穿大衣。

他們議論起大學裡的論戰。

大學的問題是那年冬天莫斯科最重要的事件。委員會的三個老教授不接受年輕教授們的意見；而年輕人們就單獨交出來一份意見書。這份意見書，按某些人的見解，是荒謬絕倫的，但是按照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卻是最簡單和最正確的。

於是教授們分裂成兩派。

卡塔瓦索夫那一派，認為對方玩弄卑鄙的出賣和欺詐的手腕；而另外一派則認為對方年少無知和不尊重權威。列文，雖然不是大學裡的人員，但是自從到了莫斯科他一再聽見和談論這件事，因此對這個問題自己也有了一定的看法；他也參加了談話，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