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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很高興。她丈夫離開了她之後，她對自己說她很高興，現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會再撒謊欺騙了。在她看來，好像毫無疑問，現在她的處境永遠明確了。這新的處境也許很壞，但卻是非常明確的，不會有曖昧或虛偽的地方。她想，她說出那句話來以後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現在也將因為一切都明確了而得到補償。那晚，她看見了弗龍斯基，但是她卻沒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間所發生的事告訴他，雖然為了要把她的處境確定下來，她必須告訴他。

第二天早晨她醒來的時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對她丈夫所說的話，那些話在她看來是這樣可怕，她現在簡直不能設想她怎麼會說出那種荒唐粗俗的話來，簡直不能想像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但是話已經說出口了，而阿列克謝·亞歷山德羅維奇一句話也沒有講就走了。“我見了弗龍斯基，卻沒有告訴他。他臨走的時候我本來想叫回他來，告訴他的，但是我改變了主意，因為我一開頭沒有告訴他，顯得有點奇怪。我為什麼想對他說而終於沒有對他說呢？”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她羞得滿面通紅。她明白是什麼制止她說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恥。她的處境，昨天晚上看來是明朗化了的，現在她忽然覺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無希望了。她對於以前所從未加以考慮的恥辱感到恐懼。她一想到她丈夫會怎樣做的時候，最可怕的念頭就浮上她的心頭。她幻想著管家立刻就會把她趕出家門，幻想著她的可恥的事情會傳遍全世界。她問自己要是她被趕出去的時候她到什麼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

當她想到弗龍斯基的時候，她彷彿覺得，他已不再愛她，他已開始厭倦起她來了，她不能把自己交託給他，因此她懷恨起他來。她彷彿覺得，她對丈夫說的話，那些不斷地在她想像裡重複的話，她對所有人都說了，所有人都聽到了。她不敢正視自己家裡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樓去看她的兒子和家庭女教師。

使女在門邊傾聽了好久之後自動地走進房間來。安娜詢問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帶著吃驚的神色漲紅了臉。使女請求她原諒她進來，說她彷彿聽到鈴聲。她拿來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貝特西寫來的。貝特西通知她，今早麗莎·梅爾卡洛娃和施托爾茨男爵夫人會同他們的崇拜者卡盧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來玩槌球。“來吧，就當是來研究風俗。

我等候著你，“收尾時她這樣說。

安娜讀完信，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我什麼，什麼都不需要，”她對正在整理梳妝檯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說。“你走好了，我馬上就穿好衣服下來。我什麼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並沒有穿衣服，還是像原來那樣坐在那裡，她的頭和兩手垂著，她時時渾身發抖，好像她要做個什麼姿勢，說句什麼話似的，但隨又陷入毫無生氣的狀態。她盡在重複著：“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對於她都沒有什麼意義。在困難之中求救於宗教，正如求救於阿列克謝·亞歷山德羅維奇本人一樣，她是連想都不去想的，雖然她對於那曾把她教養大的宗教從來沒有懷疑過。她知道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拋棄那構成她生活的全部意義的東西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對於她所處的這種以前從來不曾體驗過的新的精神狀態開始感到恐怖。她感覺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裡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時物體映在疲倦的眼睛裡成了二重的一樣。她有時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她恐懼的是什麼，她希望的是什麼。她恐懼的或希望的是已經發生了的事呢，還是將要發生的事，以及她渴望的到底是什麼，她自己也說不上來。

“噢，我怎麼辦呢！”她自言自語，忽然覺得頭的兩邊疼痛。當她清醒了的時候，她發覺她正用兩手揪住兩鬢的頭髮，而且緊按住鬢角。她跳起來，開始來回地踱著。

“咖啡預備好了，女教師和謝廖沙正等候著，”安努什卡又走了回來說，看到安娜還是原來的樣子。

“謝廖沙？謝廖沙怎樣？”安娜突然變得興奮地問，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她兒子的存在。

“他大概又淘氣了，”安努什卡含著微笑回答。

“怎麼回事？”

“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個。”

一想起她的兒子，安娜就突然從她所處的絕望境地擺脫出來了。她想起了她這幾年來所承擔的為兒子而活著的母親的職責，那職責雖然未免被誇大了，卻多少是真實的；她高興地感覺到在她現在所處的困境中，除了她同丈夫或是同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