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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話，發發牢騷，把自己的心事暴露出來，在多數情況下，他能把自己一些見不得人的打算，深深地埋葬在心裡。

聶榮臻曾回憶說，林彪“平時又是一個不愛講話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換一些意見，有時感到困難。往好處想他，這個人似乎很深沉，往壞處想他，又覺得他很陰沉而又有些鷹鷙。”《聶榮臻回憶錄》林彪有帥才，有指揮才能，善於組織大部隊伏擊和突然襲擊。然而正是這一點，造成了另一方面，即他恃才傲物，目中無人甚至目空一切，狂妄自大，認為自己天生一副帥才的腦袋，能夠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而對匹夫之勇，對於打頭陣，向來不放在眼裡；由於自視甚高，所以一向和同事處不好關係，也就總想往上爬，軍事指揮時任性，不負責，個人主義傾向嚴重。在當時惡劣的革命環境下，幹部的提拔，像割韭菜一樣，一批一批地倒下去，又一批一批地提拔上來，戰鬥打響時是個排長，等戰鬥結束時使成為連長，甚至營長，這已經不是稀奇之事了。

據朱德、陳毅、肖克、曾山、鄧子恢等老同志講，林彪在南昌起義到井岡山這一時期，獨斷專行，排擠同級政工幹部，當連長時看不起營長，當營長時又反對團長。如果我們用剛愎自用、一意孤行、不顧全大局、本位主義等說法形容林彪，大概是絲毫也不過分的。這些素質對於一軍之將帥，尤其是比較有謀略、有才能的將帥來說，是害人害己的。南昌起義失敗後，起義軍轉戰到湘南大餘，林彪動搖離隊，只是由於不認識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隊。他平時的沉默寡言加上一開口又會說好話，說嚴重一些是陽奉陰違，心口不一，這就掩蓋了他性格中的負面。林彪這種性格特性由來已久，並不是“文革”期間一時一地形成的。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環境困難時，他多次要求離開主力，自己拉人去打游擊，甚至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毛澤東1930年1月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為批駁林彪的悲觀動搖而寫給林彪的一封覆信，並且傳達到全軍，在幹部和戰士中進行討論。

林彪對毛澤東的批評很不服氣，他認為是小題大作，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還向全軍傳達，這等於丟了他的面子。他只好忍氣吞聲。四十年後的1966年，林彪成為中國黨政軍第二號鐵腕人物時，仍然耿耿於懷，寫了《西江月·重上井岡山》一詞，言“四十年前舊地，萬千往事縈懷，英雄烈士啟蒿萊，生死難艱度外。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喜開顏，鬥志不容稍減。”這是報了毛澤東批評的一箭之仇。在作戰時，林彪又經常不顧大局，不服從命令，隨意性強，置別人的安危於不顧。他當團長時的團黨代表何挺穎，就是在一次戰鬥中負傷時，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犧牲的。

與林彪相比，聶榮臻襟情坦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與人為善，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毛澤東曾經說，榮臻同志是個“厚道人”，無論從他平時為人還是從他撰寫的《聶榮臻回憶錄》來看，這一評價都是恰如其分的。

正是聶榮臻有著“厚道”和與人為善的性格，所以，最初他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軍團工作時，聶榮臻認為，林彪還年輕，世故也比較少一些，雖然氣盛，但只要做好工作，還是可以團結共事的。聶榮臻當時對林彪所持的態度是：儘量支援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則問題，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爭論。但是遇到原則問題就不讓步。

聶榮臻與林彪共事史上的第一次爭吵發生在打下漳州以後。聶榮臻對林彪說：對一些不肯出錢的老財，給他們一定的懲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對把他們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做法。

這種搞法不光不會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農民的同情。其結果只會是：鋪子關門了，人也逃走了，籌款籌不到，政治影響反而會搞得很壞。林彪當時反問聶榮臻：我們究竟要不要錢？沒有錢就不能打仗。聶榮臻回答說，我們既要錢，又要政治。我們是紅軍，如果把政治影響搞壞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錢，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財的財產都沒收了，都毫無意義。經過爭論，林彪有所收斂。部隊經過教育，也杜絕了只顧弄錢不講政策的傾向。

3。2　春風一度又識君

同林彪進一步接觸共事以後，聶榮臻就發現了林彪的一些“特點”。例如，林彪不認為紅軍勝利是毛澤東戰略戰術的指導和紅軍廣大指戰員流血犧牲的結果，而往往誇大自己的作用，把榮譽都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聶榮臻剛到一軍團，就發現林彪口袋裡經常帶著一個小本子，上面記的盡是些歷次戰鬥的殲敵和繳獲的數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