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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咱一個朋友都不交往，整天獨來獨往，這總朋黨不起來了吧？唐朝後期朋黨鬧得最狠時候，宰相有個不成文的自律條款：不在自家客廳接待客人，甚至連立下赫赫功勞的名臣裴度也不敢例外。他最後一次拜相年紀已經不小了，沒辦法天天上班，只能在家裡辦公，又怕沾上朋黨嫌疑不敢在家見客，結果朋黨嫌疑倒是撇清，這文牘主義的害處也因此表現得淋漓盡致，結果差點因此耽誤了平定叛亂的軍機。

比較主動的辦法是自辯，最有名的當然是那位歐陽修老先生了。他鄭重其事寫了篇《朋黨論》，用生花妙筆闡述了一個看上去很有道理、其實的確就是很有道理的公式——君子有朋無黨，小人有黨無朋。那意思就是說，好人是因為志同道合才交朋友的，跟利益沒多大關係，所以不能算朋黨；只有那些為了升官發財和別人拉拉扯扯的傢伙，那才叫朋黨。您甭說，他這通說法不但把皇帝給噎了回去，還成為此後好幾個朝代那些被汙衊為朋黨的好人，以及那些其實就是朋黨的壞人，自我洗刷朋黨罪名的最佳擋箭牌。

因此皇上那個恨啊，好你個歐陽修，沒事兒寫這麼個東西出來，不是跟俺過不去嗎？到了雍正時候，皇上一瞅這歐陽修大約肯定沒法出來跟自個兒狡辯了，就鼓起勇氣寫了篇《御製朋黨論》，把歐陽修連皮肉帶骨髓來了個徹底批判，中心思想就是，甭管是君子還是小人，只要是大臣那就不該拉拉扯扯，否則就是朋黨，就得嚴肅處理。

他們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別說那些真的朋黨，像索額圖、明珠、徐乾學等等一個沒跑，有些人明明不是朋黨，只不過疑似，也一概脫不得干係。他最寵信的大臣田文鏡，明明因用了個貪汙犯，惹出是非，被李紱、陸生楠、謝濟世三個同僚給舉報了，情急之下反咬對方是朋黨。這雍正一看，田文鏡尖酸刻薄，連個朋友都沒有，自然是忠臣，那三位有倆是廣西人、一個在廣西當過官，而且都參加過高考加公務員選拔（科舉），那一定是朋黨了，統統嚴辦。您說虧心不虧心？這樣的證據算證據嗎？再說，哪兒有隻問朋黨，不問案子本身是非的道理呢？

嗨，您跟皇上講什麼道理？他不就是最大的道理？

您當皇帝真討厭朋黨？才不是！宋朝仁宗時候，規定不許進士管主考叫老師，理由說得明明白白，就是防範師生結為朋黨。可接下來是什麼規定？是規定所有進士都得管皇上叫老師。呵呵，您說，這不是廢了各主考官的朋黨，又立了個皇帝的朋黨嗎？

號稱最討厭朋黨的雍正也不例外，他一面用朋黨的大帽子砸人，一面又在密摺裡跟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兒套磁。比如有個官兒一直以為自個兒是年羹堯保舉的，幾次三番表示感激，這雍正又是跟本人澄清，又是找旁證坐實，要那老兄相信，其實皇帝才是真正的保舉人。您看，吃朋黨的醋都吃到了這份兒上。這還不算，他還制定了一個“關照”制度，讓外省的地方官分別掛靠中央的幾個親信大臣，比如他最喜歡的弟弟怡親王允祥，如果這些官兒去得不勤，還要挨頓批評。您說，他這是反朋黨呢，還是扶植朋黨？

其實啊，皇帝反的那是大臣私自結社組黨，而不是真的要“廢黨”，如果這朋黨的首腦是皇帝自個兒，或者名義上是某個大臣，其實就是皇帝弄出來的御用玩意兒，那就不是一般的朋黨，是“皇朋黨”了。雖然朋黨不是政黨，但說穿了也就那麼回事兒，既然是“黨”，就有執政的，有在野的，這皇帝要的是家天下，是永遠執政下去，那麼自然要扶植御用的執政黨，而唯獨不受支配的在野黨橫插一槓子了。

這下明白了？您如果不能或不願加入御用朋黨的陣營，那還是學人家裴度，把自個兒關在家裡“獨樂樂”吧。

頂嘴是需要技巧的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皇帝可是天底下最難伺候的一類人，一句話說錯了，輕輒降級，重輒送命，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因此呢，但凡侍候皇上的人，不論官大官小，那都是掂著十二萬分的小心，沒事是絕不敢跟皇上頂嘴玩的。

可人要想辦點事兒，那就總有個觀點碰撞，您不可能事事都跟皇上保持一致吧？倘若您不想事事都那麼唯唯諾諾，不想做那種明明聽見皇上說“這雞蛋個頂個都是方的”，您也跟著湊趣“不但方還有稜有角呢”的佞人，那就免不了跟這天底下最難伺候的主兒頂嘴了。

想來這會兒您小腿肚子在轉筋吧？跟皇上頂嘴這種高風險業務，那可不是鬧著玩的，明代大臣有句名言，叫“文死諫，武死戰”，這頂嘴的死亡係數，愣比上戰場殺敵還高，您說可怕不？

可是有些人頂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