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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而遠在甲午戰爭之前，袁在朝鮮作‘小欽差’時，與日本便有殺身之仇。現在孫公要引進日資來中國築路，同時因為俄國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動，要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袁政府無如之何？中山乃密電袁總統，建議聯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為此而活動頻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為之惴惴不安，就不難理解了。在此關口，趙秉鈞是否乘機進讒，外人固無由知曉，然趙於此時正在暗中積極佈置殺宋，則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時，車上汽笛方鳴，他和黃興、陳其美、廖仲愷、于右任等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臺人口處時，不意一個刺客忽然在背後出現，向宋腰際開了一槍，擊中要害，宋應聲倒地。車站上一時秩序大亂，刺客乃乘機逃去，無影無蹤。

可是在本世紀初年，中國正在‘轉型’運動的早期，一轉百轉的時候，他們袁、趙諸人搞後來所謂的‘特務工作’，也還不夠現代化。他們還是用‘買兇殺人’的老勾當。這個兇手武士英原名吳福銘，只是個失業軍人，並非行動機警的職業殺手。由於在上海灘流浪，乃被趙秉鈞派在上海的特工應桂馨（本名應夔丞）所臨時收買，來對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職業殺手，未受過專業訓練，他在窮困不堪時，曾向同住在鹿鳴旅館（一作六野旅舍）的兩個學生借錢，並誇口殺人還錢。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殺為何人。迨宋案發生了，這兩位學生閱報告密，陳其美等乃報請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獲，才發現了應桂馨的名片，而逮捕了應桂馨。並抄出大批原始檔案，才暴露了應夔丞之背後指使人和經費來源，實出自北京的國務院內務部的一位秘書洪述祖。抄獲檔案顯示，洪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而在行刺之前，洪自誇曾報告‘極峰’袁總統，總統甚表欣慰，云云。

不過這些抄獲檔案，多系密電隱語，並且幾乎是洪、應兩人之間的片面之辭，確實內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讀。再者，另據原對袁黨甚為不滿的京師警察總監王治馨，告訴張繼說：“洪述祖南行之先，見總統（按指袁世凱）一次，說現在國事艱難，總統種種為難，不過二三人反對所致，如能設法翦除，豈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搗亂尚不了，兩面搗亂乎？“話止如此。宋遁初被難後，洪自南來，又見總統一次。總統問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見袁顏色不對，出總統府，即到內務部告假，赴天津養病。‘【見’國父年譜‘，頁四五九，引張繼回憶錄】

此事如發生在當年英美的法治國家，或世紀末的新加坡、香港，甚或是臺灣，兩造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論，就要曠日持久，然後聽取法官裁決，不服亦可上訴，官司打到‘終審法庭’為止。不幸這是民國初年的中國啊！國民黨人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乾的了。黃興於四月十三日所撰的挽宋聯，說得最明白。黃說：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黃興雖如是說，但他還是主張用法律解決。可是孫中山於三月二十五日從日本趕回上海時，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張興兵討袁了。中山是個現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輕視法治，袁氏是個落後的老官僚，他不動聲色的調兵遣將，來個兵來將擋，那就更順理成章了。蔣、毛二公後來動不動就用革命手段來對付政敵，歷史家又如何下筆呢？這就是筆者一再不揣淺薄所說的‘轉型’問題了。從專制轉法制，在咱中國至少要兩百年長時間啊！在轉型初期，雖至聖大賢的孫、黃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視法律之言行，自鄶以下，就無待多言了。

袁世凱的‘水門’和‘江南’

再者，宋案發生於華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應移交江蘇都督程德全及中國法庭主審。袁總統得報乃連電程都督澈查案情。程乃會同黃興上將，和前司法總長伍廷芳、王寵惠，根據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所接收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證物，呈報袁大總統。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制向法制轉型，實在大有裨益。不幸原、被告兩造，當時皆缺之法治觀念，思想都甚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槍桿子，就使歷史倒退，遺禍無窮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心平氣和的就事論事，我倒覺得此事頗像尼克森總統的水門案。事發時總統可能不知實情，乃下令查察，查明之後，發現確是自己的人乾的，乃又企圖為犯案人隱瞞，因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誠的幹部也。人家本為你犯法，你現在要執法以徇，倒打一耙，豈不令忠